编者按：今年是新登战役胜利七十五周年。在新登战役中牺牲的新四军48团团长刘别生烈士之子刘新，日前给文汇APP投稿了两篇他撰写的文章，仔细回忆了刘别生烈士遗骸的发现过程，并讲述了他与刘别生烈士之间展开的一场至今还在进行的心灵对话。现将两篇文章发布如下，以示纪念。
忠魂归来
——父亲刘别生烈士的遗骸现身记
对于父亲，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因为在我两岁时他就牺牲了。
但从小到大，我又生活在父亲的影响下，因为母亲和他幸存的战友常常向我回忆当年的父亲，我知道他是个勇敢、坚定、充满热情的人。
我常常会想，如果真的见到父亲，该怎样倾诉我的思念之情？说实在的，我想象不出。
但不曾想到，几十年后，父亲却与我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了却了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愿望。
1945年六月初，我的父亲、威震苏浙的“老虎团”新四军48团团长刘别生，化名“方司令”，在新登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时年不到30岁。由于战斗频繁、军情紧急，在向北撤退的途中，父亲的遗体被单独安葬于临安深山中。新登战役中牺牲的大部分战士的遗骨，后来都安葬于新登塔山烈士园，而父亲的遗骨因年代久远没人知晓，独自长眠在临安青山中。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也安放着父亲的墓碑，那是1955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派人去临安板桥寻找父亲的遗骸，那里埋葬了一批新四军阵亡将士。由于时隔多年已无法辨认，就把一位无名烈士的遗骨当作了父亲遗骸。青山处处埋忠骨，对此我无怨无悔，无论是父亲部队的战友，还是一件带血的军衣，或是一顶洞穿的军帽，都附有父亲和新四军的英灵。每每想到父亲，还有与他一起牺牲的战友，我们渐渐释怀，放弃了继续寻找父亲遗骸的念头。
我的父亲刘别生——母亲最喜欢的照片。
六十余年，沧桑巨变，人间换了模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父子俩，一个五十来岁，一个二十左右，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进门就下跪，说：“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你们要为我们申冤啊……”我和母亲一惊，赶忙叫他们坐下慢慢道来。
原来他们是新登战役时当地保长的儿子和孙子。当年保长拿出3500斤粮食，解决了父亲所在48团的粮荒，让部队站稳脚跟，有力支援了天目山战役的新登首战，为此父亲还给保长打了借条。部队撤走后，敌人反攻倒算，把保长抓去坐牢，受尽折磨，生不如死。哪知，解放后政府认定他是伪保长，划为坏分子，借条也被毁，从此这一家人生活贫困潦倒，背上沉重的包袱。后代为了正名，一路找到上海，找到了方司令的家人。
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但正名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事情。母亲与我商量，先尽力在经济上帮一把吧。母亲拿出200元钱，说：“这钱先拿去救急，我一定为你们正名。”
3500斤粮食岂能用金钱来衡量，它是老百姓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支持。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替父亲报答当年父老乡亲的支援。
后来，在母亲的支持下，我利用上海的先进技术，帮助保长后人办起民营企业，父子俩艰苦创业，经过几年努力，全家脱离了贫困，后来更成为当地利税大户。
正当我们的生活慢慢恢复常态，《杭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又掀起新的波澜。
2000年4月24日，《杭州日报》刊登了一篇《一个新四军后代的“新登”情结》的文章，讲述了母亲与我替父还愿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事迹。时间走到了2005年，有人用这张旧报纸包了新茶叶，送到一位参加过新登战役的新四军老战士手里，文章标题吸引了他，他竟然就是埋葬父亲遗骸的当事人！
老人名徐越，浙江临安人。父亲牺牲后，部队转移，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烈士遗体，徐越和几位战士把父亲的棺木抬到他家乡的深山老林中临时安葬，并做了秘密标记。解放后，徐越老人长期在北方工作，退休后才回到家乡。
徐越老人十分激动，虽然年迈多病，仍辗转联系到我。我也十分激动，恨不能立刻飞到父亲身边。我请临安市民政局为徐越老人做了笔录和录像，又请他带我去指认墓地。次年，老人家了却心愿安然去世。
为慎重起见，我专门请刑侦专家到临安的深山墓地，取出全部遗骸作现场分析鉴定，他的结论与当年把父亲背下战场的军医张志衍在30多年前写的回忆录中关于受伤部位的描述相吻合。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教授们又对带回的样本进行了科学检测，年龄、性别、身高等主要特征与父亲一致。更令人激动是，我的DNA与遗骸同源！它就是我的父亲刘别生！
经过六十多年的漫长等待与无尽思念，我从咿呀学语的幼儿，变成年近七旬的老人，父亲也终于摆脱孤单，回到家人怀抱。只可惜母亲再也无法亲眼见证找到父亲遗骸的时刻，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
母亲，我要大声告诉你，父亲的遗骸终于找到了，你在天堂能见到父亲了。
父亲，新登这方热土是您流血牺牲的地方，这里还埋葬了与您生死与共的274位兄弟。该回来了，您和您的战友静静地安息在“新登塔山烈士园”，俯览着新登的沧桑巨变，见证着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走在奔向小康的大道上。
难道这一切都是父亲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宁愿这是真的：他要我们视人民为父母，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以这种方式导演了一出历史的悲喜剧。
父亲，我们真的相见了……
2020年5月19日，在临安新四军纪念馆父亲塑像前。
追随父亲的足迹
——《忠魂归来》续
2005年，经过一个甲子的漫长等待，奇迹般地找到父亲刘别生的遗骨，了却了我们家族的心愿。一晃，又过去了十五年，我又重访临安旧地，顺着父亲的足迹，从临安走到新登。这段路在父亲十几年的战斗生涯中仅占据了两个多月，父亲的足迹曾经踏过湘赣三年、穿越皖南烽火、驰骋苏南浙西，我追随父亲的足迹，落在了这“两个多月”——刻骨铭心的1945年的3月底到6月初。
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胜利，父亲带领一支队进驻临安县高虹乡的龙上村，这里也是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新登战役的出发地。不想两个月后，父亲又回到了临安，静静地安卧在青山中度过了六十七年。
父亲和一支队当年驻地——临安高虹镇龙上村。
找到父亲遗骨的过程颇为传奇，新四军老战士徐越是关键人物。新登战役时，徐越是中共临安县委和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通讯员，跟随县委秘书刘石天做战役后勤保障。新登战役结束，刘石天带着徐越、民工们抬着担架，跟着大部队从新登赶到临安板桥，担架上有方司令和众多伤员，因战事紧急，在板桥埋葬了已经牺牲的伤员。为保护方司令的遗体，徐越提出到他的家乡高虹乡长青村安葬方司令。长青村在高虹乡西面十里路的大山中，村庄人家不多，一条弯曲小路通达，十分隐蔽。
2005年，我和夫人郑茹妹、弟弟刘登的遗孀曹桂英到临安看望徐越老人。
为了保密，到临安，刘石天和徐越抬着方司令的担架与大部队分手，经高虹直奔长青。敌人追兵跟得很紧，出临安北门不久，就听到身后枪声大作。
赶到长青，徐越向大哥要了一口棺材，刘石天出具收条，急急地把方司令安葬在村里章五相公大庙的西侧，两人就匆匆追赶部队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人只知道在临安板桥埋有一批新登战役牺牲的新四军将士，并且从这些将士的遗骨中寻到一些迁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设立了刘别生烈士墓地。当年为了迷惑敌人，在临安、新登流传着好几处安葬方司令的地方，并不知晓方司令就葬在长青村。但长青村的乡亲们认为方司令就葬在这里，每年都会到坟上祭拜上贡。直到1968年，长青大队要拆庙造礼堂，村里人把父亲的遗骸迁到礼堂前的小山上，还发现手枪套等物品。
等到改革开放，为了替父还愿，我到新登帮助保长的后人建起工厂，保长的后人勤奋努力，几年后工厂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和榜样。再往后的故事，就像因果相报，成就了一段传奇。
2005年，我和夫人郑茹妹在父亲坟前祭奠
父亲牺牲时我只有两岁，我真正认识父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那时起我与父亲展开了一场至今还在进行的心灵对话。
我当初怀着替父还愿的单纯想法走进新登，经过这些年与当地百姓的密切交往，我“还愿”的想法有巨大的飞跃与升华。
长兴、临安和新登的百姓都知道“方司令”，他们父辈中很多人都为新登战役送物资抬伤员，许多人参加新四军再也没有回来；我走访当年的战场，仿佛看见攻击新登北门将士们舍生忘死的身影；听见冲上虎山将士们的怒吼和枪械撞击的铿锵声；去往长青的路上，民工们抬着载有父亲的担架总在我眼前晃动……
我明白了，你和你的战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生命，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你个人还愿，是为实现烈士们的理想尽我菲薄之力。
我未曾想到，与父亲之间的这场心灵对话会持续至今，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成为我努力为老区人民多做贡献的精神源泉，它已融入我的血液，流淌不息。
长兴、临安和新登，注定我后半生绕不过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