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山西三十多年的阎锡山对夺取上党地区这块要地，蓄谋已久。
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认为机会已到，“想趁日寇未完全撤出上党地区之前，借日寇力量，先抢到上党，利用上党地区有充足的兵源和粮食，扩张力量，再进而抢占整个晋东南，永远作山西的‘土皇帝’”。他以受降为名，限史泽波在五天内赶到上党地区接收，占领长治等城。
这样，上党战役就不可避免了。
打上党战役，对解放军说来，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向新历史条件下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八年全国抗战中，在极端艰苦的敌后环境中，面对有着现代武器装备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侵略军，红军顽强奋战，取得一系列胜利，部队受到很大锻炼，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但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存在一些弱点。时任太行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道：
“太行纵队所属各部队，大部分是抗战前期组成的老团队，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政治上很坚强，对于打屯留，部队普遍情绪很高。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分散游击，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各团编制只有两个营，兵员不足千人，装备很差，特别是弹药奇缺，只有2-3发子弹。”太行纵队的情况如此，其他三个纵队的情况也差不多。
日本宣布投降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攻占大小城市（包括冀南在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邯郸），夺取交通要道，创造广阔战场；发动规模空前的参军参战运动，拿太行区来说，从8月15日到8月底，半个月内就扩充了新战士两万五千多名。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措施。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回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当天就说：“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为了集中兵力，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机动性更强的四个纵队。这样便迎来了上党战役和以后的平汉战役。
长治原为上党地区的府治。那里是抗战时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加上当时常常下雨，道路泥泞，爬城不易。进入上党地区的阎军有五个师共一万六千人，用于守长治的有一万一千人，守其他五个县城的，各一千人到两千人。
对解放军来说，一开始就强攻长治显然不利，还是先夺取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来援阎军，再攻长治。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的“第一号命令”。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解放军的作战，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治外，重点首先放在扫清长治以外的五个“外围据点”上。这样，既可打破阎军的“掎角之势”，还可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中加以打击和消灭。而史泽波部以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驻守在外围的五个县城，备多力分，各县城之间相距三十公里至五十公里，且阎军作战又缺乏主动精神，这就便于对他们实施各个击破。
解放军九天时间内连克五城。到19日，长治外围各城在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击破的战术下相继被攻克。守备长治的阎军只在最初曾出动六千人增援，但稍一接触便因害怕被歼而退回城内，以后再不敢出援。解放军在攻克其他五城时歼敌七千多人，士气高涨，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力和作战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开始合围长治。
史泽波在被困后心慌意乱，连去电向阎锡山告急。这下阎锡山沉不住气了，匆忙地命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两个军和省防军（由伪军山西绥靖军改编）的共八个师两万多人，在祁县集结，驰赴长治解围。但阎军在全国抗战初期太原沦陷后一直退居晋西一隅，长期没有同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由此换得的结果是作战乃至行军能力的低下，在这次增援上党的行动中便暴露无遗。
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又不断同日本侵略军勾勾搭搭，力求避战。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此丧失斗志，晋军在抗战期间的士气之低落不难想象。
对这次增援上党，原为山西伪军头目、时被阎锡山任命为省防军第三军军长的杨诚描写他看到的阎军状况道：“他所谓已出发的部队，都是阎部一窃据太原后，从晋西回来的，自命抗战八年，功在党国，在大街上贴的标语是‘抗战资格，高于一切’，满以为回到太原，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特权，高枕无忧了。不想事与愿违，势不从心。到了太原反而是‘吃的马料，发的鬼票’，上下不满，怨声载道。所载兵心士气本来不高，加以多年来，在阎锡山投降反共的罪恶过程中，都和八路军较量过，不是惊弓之鸟，便是漏网之鱼。此次迫于命令，增援潞安，脑袋上都上了一个紧箍咒，人人硬着头皮，进入了子洪口这个死胡同。”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这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大军官要求地盘，小军官随时营私，已无纪律可言。”
像这样的军队，还没有作战就可以预料它的下场。
彭毓斌率领这支八个师两万多人的增援部队，9月15日从祁县出发，中间因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地生疏，在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下，找不到居民，也找不到粮食，士气低落，沿途还受到袭击，有一天只前进了十多里，到9月26日才到达沁县。“一百余公里之途程，耗时竟达十二天之久。继续南下，又经六天，行四五十公里……”
解放军最初得到的情报，以为来援的晋军是三个师七千人，后来才发现是八个师两万多人，立刻决定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大部立刻星夜回师布置阵地，迎击援军。刘伯承对原来准备留下来围攻长治的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彭毓斌、史泽波两部加在一起，本来在人数上超过上党地区的解放军很多，武器装备更有很大优势。但由于阎锡山最初打算要在战后重新霸占全山西各个地区，兵力分散，在上党战役开始后又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次使用兵力，犯了兵家的大忌。各自为战的彭毓斌部的兵力少于前来迎击的解放军，孤军深入，又经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士气极度低落，没有察觉解放军重点已放在“打援”上，仍一味催促部队火速南进，闯入解放军预先设下的伏击圈中。
10月2日，彭部被早就守候着的陈赓、陈锡联指挥的两个纵队分别包围在老爷山、磨盘垴两个山头。随后赶来的陈再道部立刻从老爷岭和磨盘垴中间的大道猛烈插入。来援阎军逐渐不支，而周围已无重兵包围的史泽波部却依然守在长治城内，不敢出来支援彭部。国共两军素质的高下，于此显露无余。彭毓斌逐渐无法坚持，决定将全军撤回沁县。但兵败如山倒，部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在渡过漳河退到虒亭镇时，解放军在这里已有伏兵，阎军在大溃退中已失去指挥系统，乱作一团。经过一夜混战，到10月6日，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受伤毙命。
援军被歼，阎锡山先是电告史泽波说援军无望，要他自找生路。彭部被歼后隔不久，据史泽波回忆，阎锡山“是时即电我，撤出长治速回临汾。我请缓期行动，后电速照前电指示施行。当即召集部队长研究。我说：‘放弃上党恐怕是个完，不放弃也是完，因为我们未接收日寇的一粒弹药，随身带的能用几时？说放弃吧，一则士气不好，二则抱着个逃生心理，但方案已定，我们要鼓舞士气，确实掌握部队，死里逃生。’”于是，史部全军在10月7日夜乘大雨从长治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军无斗志。解放军围城部队毫不停顿地跟踪追击，地方部队也到处堵截，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史部围住全歼，史泽波被俘。进入长治城内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就这样真的“完”了。
这样，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全歼阎军十一个师和一个挺进队共三万三千多人，阎锡山部只得从原来的八个军改编为五个军。徐永昌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道：“盖三分之一力量已为共军摧毁矣。”山西的双方力量对比从此发生巨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战役的实践，解放军方面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根据地来说，解放军拔掉了原被阎锡山控制的在太行地区和太岳地区之间的“上党六城”这个钉子，使晋冀鲁豫地区连成一片，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块解放区，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从解放军来说，以前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现在能够进行集中的大部队运动战，还积累起一些攻坚战的初步经验，部队经过扩军和从俘虏中增补新战士，兵员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武器装备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增加了炮兵部队，能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各支部队之间，提高了协同作战的能力。
战役结束后，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整编成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以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为司令员，以苏振华、宋任穷、彭涛、谢富治为政治委员，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直辖的野战部队，可以集中地、机动地使用主力。这些就为取得下一阶段平汉战役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也在解放军建军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上党战役的失败，反应相当冷漠。他在1945年9、10月间的日记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上党战役和对这次战役失利的看法，仿佛没有发生这件事那样。
这也并不奇怪，蒋阎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一直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入山西，抢挤他的地盘，使他的“山西王”地位受到威胁。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派李文率两个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借道同蒲、正太铁路，开到河北石家庄，再继续北上。阎锡山始终疑虑重重，一再向重庆去电诘询，以致蒋介石致电李文部“速即离开”。这些，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到上党战役危急时，阎锡山顶不住了，就在9月15日向蒋介石告急，并称：“势难久持，万恳立赐电示。”蒋介石这下只批了一句：“交军政部核办，并具报。”事实上，没有看到采取什么措施就没有下文了。10月21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来电，谓中共军占据晋西北及上党（同蒲路南北多节为共军所据），殊焦急。电末请蒋先生莅太原。”蒋介石没有答复。24日，在蒋处开汇报会议，徐永昌讲到阎锡山要求增援，“蒋先生力言无法”。
10月26日，上党战役已经结束。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仍从太原飞往重庆，在重庆停留了近一个月，到11月22日才回太原。这在他身上是不多见的。临走前，阎锡山对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蒙（我）将去重庆一趟，非亲自和蒋先生当面交涉不可。”蒋介石十分冷淡，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碰。这些日子里，只有在10月27日（也就是阎锡山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正午与阎伯川聚飧。”没有片语只言提到上党战役或山西的其他问题。阎锡山向重庆方面要求各方面援助，直到他离开，并没有得到多少结果。
阎锡山急于抢占上党地区是为了恢复他的“山西王”的地位，这不可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但如果能借此削弱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倒是蒋所乐见的。这就是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说要研究“对阎今后之用法”。现在，阎锡山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又希望蒋出大力扶他一把，自然只是痴心妄想。
来源：文章节选自《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金冲及著，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