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的专著，收录他的35篇讲演，分为四个部分：1.给青年学子们，有自身的求学之路，经验分享，更有给同学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的真诚建议。2.给教师们的话，思考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做好学科建设，亦有切实的行动记录。3.学术主题发言，包括《清人著述总目》《十三经注疏汇校》《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学术项目的成果汇报和经验总结，均是杜泽逊教授最负盛名的领域。4.其他。在其他学术会议的发言，亦有较大的信息量。
《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杜泽逊教授讲演录》
杜泽逊著
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起因，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原因，盛世修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太平盛世要修书，修书干什么？作为文化事业，传之于后代，好让后代人知道他重视文化。这个是中国的习惯。大家看宋朝，北宋初年修过《太平广记》，这书五百卷，里面有很多的小说。同一时期修过《太平御览》，有一千卷，“太平”就是这书修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御览”就是皇上看。在修书的过程中皇上说一天来一卷，一共一千天就览完了，所以这个一千卷的书叫《太平御览》。这书名好。《文苑英华》也是北宋初年修的，也是一千卷，里面收的是文学作品，具体来说就是诗和文，文学精华，研究唐朝文学的话，这部书可以说是第一重要的书。什么叫第一？就是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了，《文苑英华》是研究唐代文学头等重要的书。北宋初年还修了《册府元龟》一千卷，是历史方面的资料，历代君臣的事迹这里面都有。“元龟”就是大龟，“册府”就是图书馆，“册”就是书。明代修的《永乐大典》大家都熟悉，明朝朱洪武是第一个皇帝，选他一个孙子来接班，结果没接好，让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给篡权了，就是永乐。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修了一部大书叫《永乐大典》，这部书有一万多册，现在存于人间还有400多册，也就是4%，据说绝大部分都被八国联军破坏了，这个有各种说法。总而言之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一年，存放《永乐大典》的翰林院失火了，现在根据材料看，破坏者确实是洋人。
历史上太平盛世要修书，有这么一个传统，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清朝的帝王喜欢文化，喜欢传统文化。从顺治到康熙，从康熙到雍正，从雍正到乾隆，乾隆到嘉庆，他们在不断地修书，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流传到了今天。历史上，武则天也修过上千卷的大书，《三教珠英》，没流传下来，武则天的大臣许敬宗也修过《文馆词林》，一千卷，在日本传下来很少一部分。三国的时候曹丕修过一本书叫《皇览》，有八百多万字，也没传下来。清朝的皇帝继承这个传统很成功。《康熙字典》大家都知道。《康熙字典》收了多少个字？5万多个字。现在常用字大概3000个就够了，这就是收字比较多的，而且字形规范化，自从有了《康熙字典》，中国的出版物就有了一个新的标准。以前也有标准，康熙时有了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基本贯穿到现在，所以《康熙字典》是一个里程碑。作为字典来说不仅仅是查字的，还有一个统一文字字形的问题，跟秦始皇一样，是一大贡献。《全唐诗》是康熙时候修的，有九百卷。《佩文韵府》，一部工具书，非常大，这部书后来也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里最大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末年修的，雍正时出版的，这个书有一万卷。康熙皇帝是乾隆的祖父，雍正皇帝是乾隆的父亲。祖父和父亲都有这么巨大而且重要的大书，乾隆皇帝就想着有所提升，他当了皇帝以后就一直在琢磨一个科研课题，这个课题得提升一下，有所进步。
清代的帝王特别重视修书，这是第二个原因，对乾隆皇帝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杜泽逊教授
第三个原因是乾隆皇帝有雄才大略，要树碑立传。乾隆皇帝这个人在位的时间很长，60年，他又当了4年太上皇，加起来就是64年。康熙皇帝在位是61年，他说不能超过他祖父。那时候国家进入了鼎盛时期，可谓是太平盛世。这个时候修书，无论是文化上学者的人数、学者的水平以及经济上的能力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就有了修一部更大的书这样一个基础条件。
乾隆皇帝在任期间，在《四库全书》以前也做了好多的文化工程，其中对现在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乾隆初年把从康熙到雍正这期间，皇上主修的经书的注解汇成了《御纂七经》。在此之前，人们都看程颐和朱熹等注的《四书五经》。《御纂七经》在注解上有扩大，比方说把汉朝的注、唐朝的注也收进来了，告诉人们除了朱子还有更早的，还有更古的。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乾隆皇帝曾经刻过《十三经注疏》，这个非常好，错别字很少，全部加了标点符号，需要打标点符号的地方就打一个圈，我感觉这是一个开创。同时它也创造了《二十四史》，现在说《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这个规模是乾隆时期定下来的，这个也非常漂亮，部头非常大。
这是第三个原因，乾隆皇帝这个人是有雄才大略。他的诗量非常大，乾隆的诗很可能和《全唐诗》差不多。诗的水平不太高，但是他的史料价值很高，到了什么地方会题诗，无形之中保存了很多的历史，所以也有很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是不朽的。
第四个原因是学术发展到了那个阶段，对文化事业，尤其是对修《四库全书》这类的文化事业有推动。以前都是修什么？类书。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永乐大典》，都是把很多书打散了，根据新的分类来重新编排。比如九九要谈一谈菊花，写篇《九九话菊》。类书把关于菊花的所有材料、诗歌都放在一起，写文章的时候可以说是材料用不完，那太多了，现在写博士论文有这样的书就好了。到了乾隆时期观念变了，要求看原典，不要求看资料汇编，认为资料汇编是没学问。这样的观念在清朝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比方说由明入清的大学者顾炎武，有部书很有名叫《日知录》，专门考证历朝历代你不太清楚的事，你清楚的他就不考证了。《日知录》影响特别大，属于考据学，不是谈思想的，而是考证历史事实的，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日知录》影响巨大。他还有一部书叫《音学五书》。顾炎武在清朝初年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的语音体系，这叫音韵学。他在清朝怎么知道唐朝声母有几个、韵母有几个、声调有几个？今天声调大家都知道，唐朝有几声呢？顾炎武知道。他还知道先秦《诗经》那个时期有多少声母、韵母和多少声调。这个人了不得。毕竟当年没有录音机，得通过没声音的材料总结有声音的历史，这就太难了。顾炎武不仅办了，而且办到现在都认为是非常科学的，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
顾炎武在学术上有继承者，这个人叫江永，也是研究古典学问的，尤其是音韵学。江永有一部书叫《古韵标准》，他定了一个标准。这部书的出版者是乾隆年间山东的一个学者，叫李文藻。戴震又是江永的学生，他接受了江永的一个观点，他说搞经学，就是搞核心性的学问，有三难。第一种困难是渊博难。第二难是识断难。第三难是精审难，就是不出错、精密难。当时重要的学者给你标出杆来了，这三点是搞学问的三大难关，如果突破了这些难关就是一流的学者，如果没有突破这三大难关就是普通学者。就像跳高一样，提出了那个标准。这样对学术有了一个引导，第一追求渊博，第二追求判断力，第三追求严密度，这种导向形成了清朝的乾嘉学派，一直影响到今天，叫做考据学。考据学比较成功的就是《日知录》，它有了纲领，有了追求的目标。
当时还有一位诗人叫朱彝尊。朱彝尊修了一部巨大的《经义考》，一个人完成300卷，历朝历代在儒家经典方面有什么著作，这些著作的大概情况怎么样，全部笼络在一起了。要研究《诗经》就到这里找材料，要研究《易经》也到这里找材料，研究《四书》到这里来找材料，300卷，全是相关的资料。这个书的问世又是一个挑战，你知道的事这里都有了，这就是资料，对资料的突破就像现在一样，数字化一出来，好多搞资料的人都愁坏了，上网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打破了你的神秘。在当时也同样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要求，就是资料要求特别地渊博，这个时候没有电脑，就需要有大的资料库。学术发展客观上推动，也是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内在的，甚至是他自己觉察不到的原因。为什么修这样一部大书呢？说了四条：第一盛世修书是中国的传统；第二清代帝王特别重视修书；第三乾隆皇帝雄才大略，要超越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第四学术发展有客观的推动。
——摘自《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杜泽逊教授讲演录》，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