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城市风险各种各样，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但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从基因学的角度讲，人类基因对于“不确定性”的事务，“害怕”是一种本能。但“害怕”不能让城市发展，也不能让文化进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研究城市的发展政策，我们需要的是把握城市风险的客观规律，常怀一颗敬畏之心，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这就是“如履薄冰地守牢安全底线，以系统性思维强化整体协同，以全周期管理提升能力水平”的内涵和要求。
结合上海城市风险的规律特点和发展现状，我们要从文化、技术、管理这三个维度去全面提升城市风险防控与应急应变能力。具体说，就是要明确一个理念，把握两个关键，完善三个机制。
我们要明确一个文化理念。要认识到城市风险的客观存在性。风险在城市规划中肇始，在城市建设中成型，在城市运行中藏匿，在城市发展中演变，在城市管理中削弱，在责任失位中突变。虽然城市风险有这样的周期性特征，但却可以在城市治理活动中预测、预评、预控。只要建立了“居安思危、系统防范”的理念，那么除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外，无论是传统的城市风险，还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都可以主动的、科学的去预防事故、控制风险，将其降低到上海城市与经济发展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们要把握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风险预警与应急决策。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围绕“风险感知参数化、数据挖掘知识化、人机结合智慧化”实现风险适时预警、应急决断科学，并将这一套平台积极融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促进“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完善。
第二个关键是要解决物资保障问题。在应急活动中，人员就是“战斗员”，装备就是“枪支”，物资就是“弹药”，三者的结合就是应急战斗力的保证。不解决物资保障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不实现战时的应急物流保障，不确保正确的人用正确的装备配齐正确的物资，很难实现事故事件的高效应急应对。
我们要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城市风险“发现、研判、预警”的精细防控机制。要拓宽风险认知渠道，完善城市风险辨识制度，摆脱单一的传统行政渠道。要建立风险研判机制。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要充分吸收专家意见，形成集体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加强属地赋权，完善风险预警机制。让属地管理敢于承担起风险预警的责任，要治“未病”，不要怕被人诟病“大惊小怪”。
二是“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载体、市场主动、社会参与、文化支撑”的多元共治机制。
要以党建为路径，聚焦工作重点，突出精准发力，实现党建“一颗子”激活城市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发展的“一盘棋”。要以政府为核心，着重机制创新，解决统筹规划、法规标准、基层架构、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等问题。要以企业为载体，着重技术支撑，解决监测布局、信息传输、动态评估、人机决策、远程指挥等问题。要以市场为优化，着重资源流动，解决第三方管理、融资投资、智库支撑等问题。要以社会为对象，着重模式完善，解决理念引导、社区治理、做实基层等问题。要以文化为支撑，保障城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共建为根本动力，共治为重要方式，共享为最终目的”的城市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发展格局。
三是“法治、科技、保险、制度”的多重保障机制。
要完善法治建设。运用法律武器去补短板，强弱项、促成效，不断规范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废止制度，及时更新提高标准，出台配套政策，重视精准施策，解决实际困难，坚持严格执法，完善执法缺位的追责问责机制，促进“事故问责”向“问题问责”的转变。
要完善科技支撑体系。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加大先进适用装备的配备力度，围绕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响应与实施、恢复与重建做好“互联网+”这个新模式，补齐“城市风险关联性分析”这个短板。
要充分利用好“保险”这个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力媒介。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兜底”这样一个局面，将更多的“人、技、财、物”投入到城市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的活动中。
要加强制度设计。围绕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科学治理的要求，推动部门职能整合、业务流程重塑，牢固树立全生命周期的意识，以管理步骤精心、管理环节精细确保管理效果精品，以管理对象细分、管理空间细化确保管理程序细致，以绣花般功夫瞄准痛点，紧扣痒点，把握兴奋点，打造无缝隙的责任网，实现城市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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