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难以回避的现实是：人们往往对欧美文学大师如数家珍，每年跟进最新作家和获奖动态；但鲜有人会真正提起兴趣谈论一位非洲作家。非洲不只有酋长、殖民史和曼德拉，也有恩古吉、阿契贝和深厚的口头文学传统。
何为非洲文学？我们需要怎样的非洲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新近引进出版的《非洲文学批评史稿》，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集结，收录2007年之前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文章，囊括了法农、桑戈尔、索因卡、恩古吉、阿契贝、马哈福兹、戈迪默等人关于非洲文学的重要论述。不管是介绍“事实”还是辨析“观点”，书中选文都突显了鲜明的非洲本土立场，于笼罩在非洲文学之上的后殖民、后现代理论的迷雾森林里穿行，很好地补充和矫正我们理解非洲的角度，并为中国当下的非洲文学研究提供恰切的“观看之道”，辨识出重建整体视野的可能。
养在深闺人未识，非洲离我们有多远？
本书编选广博，但并不杂乱，上卷选录的文章关注“批评”，探讨非洲文学本体论的一系列问题：口语性、作者和读者关系、形式、美学、体裁、语言的批评史等；下卷则关注“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生态批评等。
说到非洲文学，在大众文学阅读偏好中始终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类目，作品译介传入国内并不像欧美文学那样掷地有声；在学术研究领域则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还没有设立这一学科的课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为新书写下序言：“这本厚重的《非洲文学批评史稿》全面呈现了非洲文学内在的张力和多元的发展过程，我阅读后反而生出这样的想法：‘黑人性'的建构有其政治意义，但终归是徒劳的，人的肤色远不及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重要。”
《非洲文学批评史稿》
[尼日利亚]泰居莫拉·奥拉尼央 [加纳] 阿托·奎森 主编
姚峰 孙晓萌 汪琳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洲文学的发展与非洲大陆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斗争与挣扎相辅共生，一部非洲文学史，可能就是一部被殖民史。2019年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她曾凭小说《半轮黄日》成为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阿迪契在TED演讲《单一故事的危险性》里有个观点：“即便讲非洲故事的人是非洲人，单一的故事仍极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权话语的陷阱，成为非洲“他者”的又一刻板形象。”
这种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书中，伯恩斯·林德福斯谈到一个现象：“吊诡的是，相较非洲语言写成的文学，以欧洲语言书写的欧洲文学更能反映民族境遇和思想情绪的震荡，是更为准确的晴雨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撒哈拉以南多数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但如果离开了殖民者的语言，不同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很困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作家选择非洲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那么他的信息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只占全国读者一小部分。“由于体制的束缚，作家可能变得笨嘴笨舌，妨碍了以母语公开进行公开表达。”
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也曾亮相上海，说起自己的故土，米亚·科托非常反感将非洲视为 “奇观大陆”，或是简化成旅游指南、流行文化中对非洲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身为葡萄牙裔莫桑比克公民，他认识自己的国土的方式，是走过许多村落，并向当地人学习看待世界万物的方法。他的代表作《母狮的忏悔》极力避免让写作陷入非洲单一的刻板印象和异国风情中，而是借助书写狮子的威胁，隐喻非洲当地女性几百年来所受的父权制度的袭击。
非洲文学只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两岸出版？
“对于非洲作家来说，为本土读者写作的动力远远不如为西方读者写作的动力大。写完作品，他们主要希望能得到国外出版商的青睐，使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国际阅读市场流通，这是一个非洲作家得以生存和继续写作的捷径。”恰如学者蒋晖所说，受制于全球化“潜在读者”的期待视域，非洲文学尽管由非洲人所写，人物和地点也在非洲，但这种文学多少已属于自我他者化的文学。“总体而言，。”恰如学者蒋晖所说，受制于全球化“潜在读者”的期待视域，非洲文学尽管由非洲人所写，人物和地点也在非洲，但这种文学多少已属于自我他者化的文学。“总体而言，。”
他以非洲最重要的凯恩短篇小说奖为例，这是英国人设立的一个奖项，投票委员的组成虽为轮换制，但人员主要以在英国的非洲学者、旅英非裔作家为主，“评奖标准因此是与全球化的潮流高度融合的，所谓的非洲文学奖已经等于非洲离散文学奖，这再一次显示，全球化对非洲本土文学创作的打击和破坏。”而能给非洲英语文学作家带来国际知名度的，还是英国布克文学奖这类的奖项，这个文学奖帮助了一代“无国界写作”者功成名就，库切就是因其成名。
梅丽尔·斯特里普等演员主演的电影《走出非洲》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我们所阅读的非洲文学，其合法性不是依靠非洲读者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国外出版社、评奖体制、国际非洲文学消费机制、非洲大学文学系的经典化和都市报刊与读书沙龙来维持的。”
不光是文学创作，非洲文学批评环境也好不到哪去。
蒋晖认为，文学批评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非洲思想多如浮云般在海外漂浮，受到东南西北风的吹拂，往往处于四分五裂的存在状态。非洲思想总是被内部力量分裂着，被外部力量左右着，因此，非洲文学批评只能被称为“碎片化”的文化主体自觉的产物。
尽管此前一段时间，从雅温得大学所在地纳戈埃克高地，托马斯·麦隆发起了众多研究项目；伊巴丹的阿比奥拉·艾瑞尔作了大量研究，丰富了非洲文学研究的成就汇集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中的非洲经验》；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原是教师和文学批评家，后来成了小说家，他为语言问题提供了颇为有益的视角；伯纳德·福隆被誉为喀麦隆的苏格拉底，创办评论刊物《阿比亚》……但有一点始终不变，留在非洲大陆的第一代非洲批评家，大多离开了我们。
书中指出，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创造的体系，或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体系，很少能留存下来。《变迁》诞生于坎帕拉，后来随沃莱·索因卡迁至阿克拉，最后又选择落户美国。《非洲和比较文学杂志》诞生于伊巴丹，只出版了一期。《号角》的寿命要长些，但也已停刊。《今日非洲文学》——原本是塞拉利昂福拉湾的评论期刊——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这家刊物设在了伦敦。
业内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非洲文学已被本土内生的批评所抛弃，成了“孤儿”；非洲文学多只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两岸出版，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