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卢湾滨江南园小区内，居民们自发筹建了一块微型花圃，并有志愿者定期维护。
一方方居民自建的小空间，经年累月，却未曾料想成了城市发展之痛。打浦路339弄，一梯两户型的老小区。在这里，在顶楼搭建简易房间并非个案，而是一种长达10多年的“集体行为”。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在解答“拆违”这道社区治理难题时寻到了一种更高效的方式。作为上海“三会”制度发源地，街道充分运用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拨开种种表象问题，直指居民核心需求。于是，一份拆违、屋顶修复相结合的实施方案，让居民们无法投出“反对票”，抵触情绪渐渐消融、顾虑也渐渐消失。就这样，存在10多年的违建在短短1个月内就顺利拆除。
在今天举行的上海社会建设专家讲坛上，《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20）》同步发布。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探索案例被写入书中。自上世纪90年代末诞生起，三会”制度正式步入4.0时代。当下的上海，正在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三会”制度如何焕发新生成为一项新课题。
居民事情居民说了算，民主意识渐渐养成
时间倒回至上世纪90年代末，那是单位制消解、社区制建立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从未有过经验。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全国首创了实现社区共治自治的“三会”制度——通过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让居民的事情，居民说得算。
在“三会”制度下，只有议题征询由党组织出面召集，其他大部分会议都由居委会出面召集，党组织起到引领支撑作用。一开始，居民们参与热情高，各种意见都愿意提。多次讨论后，他们也慢慢摸清了个中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说，要在会议上讨论解决大多数人的事项。这其实正是社区治理最大公约数形成的过程，也是群众协商民主意识养成的过程。
图为五里桥街道桑城居委协商小组成员对老公房加装电梯的后续维保工作进行协商。
在一次次热烈商讨中，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是有成本的。居民们通过“三会”制度自我教育、自觉承担在社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并逐渐摸索得出如何办事成本最低，最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明星社区”为“三会”制度赋予新内涵
五里桥贡献了“三会”制度，但“三会”制度已不再仅仅是五里桥社区的“专利”了，而成为上海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的又一“中国之治”。
上海又一“明星社区”华阳路街道，已渐渐将“三会”制度运用到形成公共议题、推进公共事务、化解公共矛盾中去。从生活垃圾分类、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到业委会建设、社区微更新，每一样与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区工作中，人们都能捕获“三会”制度的身影。
图为华阳社区食堂。
眼下，长宁区正在创新社区治理“一街一品”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颖表示，将更积极发挥“三会”制度作用，结合街道正开展的社区治理创新“一街一品”协商法治型社区建设项目，深化基层民主协商实践，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持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让“三会”制度成为基层治理“中国之治”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不久前举行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在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雄看来，作为社区自治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三会”制度为居民群众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居民区治理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发展。如今，这一朴素的会议已渐渐形成了系统性制度，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下一步应当提高“三会”制度的制度性地位，进一步扩大“三会”制度在全市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上海经验。“我们应该从标准化、指标化、智能化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三会’制度，加强制度实施效果的监测、评价，加强智能化技术的全面应用。”杨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