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高产的严歌苓继去年推出温暖的《穗子的动物园》后继续深耕动物小说，《收获》今年第3期刊出的长篇小说《小站》就是她最新成果的展示。这部作品中的主角儿之一是一只名叫“黄毛”的黑熊，而另一条着墨虽不多但却颇有意味的叙事线则牵出了“二战”时那位被誉为“神奇动物战士”的棕熊福泰克。
记得在英伦三岛访问时曾在街头见过这位“神奇动物战士”的铜质雕塑，一只憨态可掬的棕熊旁站立着一位帅气的士兵。陪同人员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二战”期间的那位神奇动物战士---波兰第二兵团第22炮兵运输连的“二等兵”福泰克和它的战友。1963年，21岁高龄的福泰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第22炮兵连战士的呼吁下，福泰克的英“熊”事迹被人们记录并传颂开来，在爱丁堡动物园、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波兰克拉科夫、加拿大都留下了它的铜像。
以不同的文艺样式记录动物或动物与人之间的传奇故事早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一大景观，在小说创作中就有所谓“动物小说”一支，比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尤金·奥尼尔的《毛猿》、麦尔维尔的《白鲸》、苏联作家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的《马语者》……都是动物小说的名篇佳作，而它们的作者也大多为国际文坛之大家。不过，以动物为主角儿的作品虽不少，但大抵都逃不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以动物的简单纯粹来反衬人性恶的一面这样的套路。也正因为此，所谓动物小说一般在具有好看感人一面的同时也存在着不无单调同质之嫌。如此这般，严歌苓的《小站》是否也会沦陷在这样一种套路的泥潭中？
《小站》在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与动物的双线并行、故事中套着讲故事。作品的主线以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军校外语系的荣祖侠被分配到高原某兵站代职站长三年的这段经历构成。这个只有20余名士兵的小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迎来送往的单调工作。一天，小荣站长和老兵刘刚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大山中邂逅一只受了伤的幼年黑熊，便将它带回兵站救治。于是，这只被士兵们叫作“黄毛”的黑熊就成了这个小小兵站的一员。在“黄毛”成长的日子里，它学会了作揖，学会了投篮，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帮着炊事班干些背柴火之类的杂活儿，“黄毛”的憨态、“黄毛”的一笑一颦都成了调节兵站艰苦枯燥生活的“开心果”，受到兵站和过路汽车兵的欢迎。然而，兵站有兵站的规矩，在纪律的约束下，小荣站长不得不将“黄毛”放逐到四五百米开外的原始森林中，但它还是找了回来。一次次的拉锯，直到荣祖侠转业时才不得不将黄毛送给了马戏团。由于小荣站长与“黄毛”相遇的情景和“二战”时波兰士兵邂逅传奇棕熊福泰克的状态十分相仿，这就自然带出了作品的另一条叙事线，即荣祖侠与他含冤谢世的祖父之间的珍贵联系。这条叙事线所占篇幅并不长，但在作品中又确实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由于小荣站长打小从祖父那听到了福泰克的传奇故事，于是才有了“黄毛”与福泰克的无缝衔接，而无论是在和平的当下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昨天，两只熊悲欢命运的殊途同归自当别有一番意味；二是身为教授的祖父因其自己所谓的“污点”在七十年代一个寒冷冬天的清晨喝下了敌敌畏，祖父走得倒是有尊严，但在他的身边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流下眼泪，其他的则更多是在撇清关系；三是祖父走得虽然干净，但他身上那个所谓的“污点”却在小荣的家庭背景上洇染了一大片，小荣从军校外语系毕业时遭遇那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分配，何尝又不是祖父那同一污点的继续洇染。
正是由于有了叙事上这样的巧妙设计，使得严歌苓笔下的这部动物小说与习见的同类作品既有相仿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之所在。
这同样是一部颇具可读性且令人为之动容的作品。因其“黄毛”憨态的质朴可爱，因其部队兵站特殊的人文氛围，因其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因此它一出场，读者的心弦就伴随着这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忽紧忽松。特别是当穿着毛料制服的梁部长出现在兵站、当“原则性强脾气又大”的大军区后勤部少将王副政委到兵站考察时，当“黄毛”一次次被送走、被雪藏又一次次顽强地回到兵站时，我相信读者的心弦都会被“黄毛”未卜的命运给绷得紧紧的；作品结束处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某天傍晚，已转业到深圳工作的小荣站长约同在深圳打工的几位昔日战友聚到一起观看刚刚收到的“黄毛”在马戏团表演的录像带，看着看着，“荣祖侠瞥一眼自己昔日的部下，没有一个在笑，所有脸上都挂着泪”。此时此刻，读者的反应恐怕也免不了喉头紧紧、鼻子酸酸。
这同样也是一部深刻审视人与动物、生灵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无论是黑熊“黄毛”还是棕熊福泰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两支部队和两只熊之间，士兵们成了“熊爸”，熊成了他们的“开心果”和“大力神”，在这种人与动物间亲密和谐关系的映衬下，反倒是人与人的关系更显微妙与复杂，以至于“熊孩子”们不得不以自己笨拙的作揖或敬礼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当士兵与熊之间这种“父子”般的抚养关系一旦确立，客观上就要面对各自族群的割裂，特别是那些个“熊孩子”们长期远离自然的生态与环境，它们在大自然中生存的野性与能力已然渐渐丧失，只能依赖自身对人类行为的笨拙模仿来取悦人类以度过余生。这些个“熊孩子”实在无法理解那些曾经救助过自己的“爸爸”们为什么会突然弃它们而去，而“熊爸”们面对分离同样也只能是无助、无奈和无解。落入这种夙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无论是“熊爸”还是“熊孩子”，他们一己之命运又怎么能完全脱离开社会的左右呢？于是，苍苍茫茫的大千世界和生生不息的万千生灵之间，彼此间能有丝丝牵挂当已属万幸。
《小站》上述两个鲜明的特点与国际文坛上那些成功的动物小说可谓殊途同归。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作家们创造性的泯灭，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特色往往就裹藏在这看起来似曾相识的共性之中。比如《野性的呼唤》中那条名叫巴克的雪橇犬毅然走向荒野回归自然的过程就被杰克·伦敦写得荡气回肠、余音绕梁，这就是杰克·伦敦的独特性。而在《小站》中，严歌苓的独特性则在于那个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祖父形象。这个人物在作品中着墨不多，而且一开场就宣告了他在小荣站长7岁时就已经非正常死亡，作品中有关祖父的信息非常稀薄，我们只知道他年轻时在英国留过学，后来因政治上有污点被流放到西北教书……然而，就是这个被作家寥寥数笔一带而过的祖父在《小站》的作用恰恰是其他人物无法替代的。正是因为有了祖父的存在，东方的“黄毛”与西方的福泰克这两只熊才得以无缝隙地串连，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国际性与话题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祖父的存在使得小荣站长的形象更有历史感与苍桑感，正如同严歌苓直言不讳般的表述：荣祖侠在作品中时常被“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小荣站长，一个是祖父的小豆”。作为站长的小荣，他有自己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而祖父的小豆则不可避免地承袭着祖父的基因：不简单地依循尘世的条条框框，在苍凉中内心依然充满温暖的善意……这样的笔触在《小站》中虽不是很多，但又时而画龙点睛般闪现，这就使得《小站》在演绎动物小说共性的同时，依然被烙上了严氏小说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