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一样能把人从美梦中叫醒的美食，那便是汤包。上海滩随处可见汤包馆，而几乎每一个汤包馆都能排起长长的队伍——别问上海人为什么会为这个小什物攒足了耐心，想想你被清晨的冷风吹得泛起寒意的脸被汤包散发出的热气撩拨，白嫩的颜色与香腻的味道从小巧的蒸笼里缓缓透出，你自然会迫不及待地给汤包开个小窗把汤汁吸干，等吹吹凉再蘸上醋和姜丝，如果这时候旁边再摆上一碗蛋皮汤，那味道“俄覅特好却哦”！
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美食，却并不源于本帮的食谱。虽然汤包每每在厨师们的吴侬软语中被烹制出来，但它的“族谱”，却要从内地开始算起……
从孙尚香到常遇春：被“玩坏”了的汤包传说
言及汤包，要从包子说起；而言及包子，则追溯到馒头。北方人通常以有馅无馅作为区分包子与馒头的标准，而在南方——尤其是吴语区，无论有馅无馅都被统称为馒头。事实上，对于馒头与包子，古人分得也不是很清，宋朝《燕翼诒谋录》中使用了“包子”这一词：“仁宗诞日，赐羣臣包子。”而在“包子”一词后又附注曰“即馒头别名”，可见馒头与包子的“分家”至少是北宋之后的事件了。
关于馒头的起源可谓家喻户晓——七擒孟获后，诸葛亮北归成都受江浪所阻，卜卦之后发现须祭奠河神。诸葛亮不忍用人头祭祀，于是杀猪宰羊并裹以面团，作为供品投于水，而这就成了馒头的起源。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宋代高承编纂的一本颇有“知识的文艺范”的《事物纪原》中便有如下记载：
“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於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既然馒头是“蛮头”的替代品，那有肉馅也便不奇怪了。江南人在制作中常加入肉、菜、豆蓉等馅料并将这一类食物统称为馒头，大致也是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命名传统，直到包子区别于馒头成为一种独立的面食之后，吴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也懒得去分辨了。
然而，汤包作为包子界中的“明星”，却还是有着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传说依然与诸葛亮有关。相传夷陵之战后，刘备崩于白帝城，当时已回东吴的孙尚香听闻夫君已逝，亦于北固山凌云亭望西遥祭投江自尽。诸葛亮听闻，便派使臣前去吊唁，所带之物便是南征孟获时发明的馒头。使臣至吴后听闻孙尚香生前爱吃蟹，于是将猪羊肉改成蟹肉——东吴君臣没有见过这种食物，问使者为何物，使者随口说是蟹黄烫包，而这就成了后世蟹黄汤包的雏形。
孙尚香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后人根据诸葛亮发明馒头的故事而进行的穿凿附会，而在另一个流传更广的版本中，汤包的发明则来源于一位明朝的开国大将：常遇春。
1356年，朱元璋率兵攻打金华城，九天九夜而不克。第十天的深夜，常遇春趁城内民夫出城挑水里，以一人之力顶起闸门，于是起义军得以鱼贯而入。时间一长，常遇春渐渐体力不支，恰好营内送来点心，常遇春便“汤”、“包子”乱喊。同在军中的另一位将军胡大海见状心生一计，让士兵先将菜汤灌进包子，再把包子喂到常遇春嘴里。金华城破之后，这个故事流传下来，人们便借着这个传说做出了汤包。
以上当然只是故事，较不得真；然而这些故事被后人描绘得如此生动，也说明了人们对汤包这种美食的无比喜爱。从地域上看，汤包的两个传说都与江南相关，汤包也确实是八大菜系中淮扬菜的名点，人们将汤包与东吴或是江南联系起来也便不足为奇——然而追根溯源，细腻精致的汤包，却有着实打实的北方血统。
莫道十里不同包，条条大路通螃蟹
汤包，又叫灌汤包，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被称为灌浆馒头或灌汤包子。北宋的商业极其发达，对酒楼也有个“星级标准”，汴梁城里最好的七十二家酒楼被被称为“七十二正店”，其中之一的“王楼”发明的“山洞梅花包”，便是汤包的雏形。靖康之变后，从淮河到大散关以北的领土尽付于金人，而“山洞梅花包”之流也便随着中原衣冠的南迁而流入江南。直到清道光年间，苏锡常一带出现了现代形式的小笼汤包，这种小笼汤包又因为长三角经济地位的崛起而反过来向北方乃至全国进行输出，如此便奠定了当代汤包的饮食文化格局。
江南的汤包在传承前人的基础上各自发展而又免不了相互影响，以淮扬菜为依托形成了汤包“十里不同包”的美食特色。淮扬菜中的名点“文楼汤包”由淮安古镇文楼而得名，这个文楼建于清朝道光八年，是当时文人雅士聚会之所；而其汤包则是由店主陈海仙根据文人品味改制而成。陈海仙的水调面汤包皮面筱薄，点火就着，馅心以肉皮、鸡丁、竹笋、香料、绍兴酒等十二种配料混合而成，味道鲜美可口，令人流连忘归。
而属于淮扬菜系，“南翔小笼”则在稍晚的时候于上海诞生。清同治十年，南翔镇日华轩点心店主黄明贤对大肉馒头改用“重馅薄皮，以大改小”的工艺，用不发酵的精面粉为皮，以剁烂的猪腿精肉加上肉皮冻为馅，便制成了弛名中外的南翔小笼。光绪二十六年，第二代传人吴翔升将南翔小笼馒头店开到了上海城隍庙，这便是至今依然日日排起长龙的城隍庙南翔馒头店的前身。
如果说文楼汤包与南翔小笼有着浓浓的草根味道，那么——果不其然——乾隆皇帝又适时地出现了。淮安以南，上海以西，南京的“龙袍蟹黄汤包”亦是苏南名点，至今南京市每年九月还举行着盛况空间的“龙袍蟹黄汤包节”。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品尝过龙袍蟹黄汤包后连称“好吃、好吃”，而龙袍蟹黄汤包也确实荟萃着江南汤包的优点：皮薄如纸、吹弹即破；用料讲究、配方独特。长期以来，龙袍蟹黄汤包的传人依然恪守着不外传的祖训，故而时至今日在每年菊黄蟹肥时节依然能吸引着大江南北的食客前来一饱口福。
淮扬一带的汤包虽然各有其趣，但无论哪一处汤包，都“条条大路通螃蟹”。以蟹闻名的龙袍蟹黄汤包自不必说了，不让须眉的还有“泰兴曲霞蟹黄汤包”、“镇江宴春蟹黄汤包”、“靖江蟹黄汤包”等一系列名点——当然，关于其后的传说，也无非是孙尚香、乾隆皇帝和常遇春等人轮番上演。相比之下，常州的“加蟹小笼包”别有一番讲究：“随号”是不加蟹油的；“对镶”是一笼包子有六只是加蟹的，另外六只是不加蟹油的；“加蟹”就是全部加蟹油的。一笼包子又称一客，常州人叫一句行话“二客对镶”，店小二自然明白其中的意蕴。老食堂常吃一般只会点“对镶”，在他们看来，一只随号、一只加蟹夹着吃，才能充分体会到蟹的鲜美；若是单吃加蟹的味觉会迟钝，便浪费了蟹的鲜味，久而久之，也便有了“对镶”一说。
小笼包、汤包、小龙包，傻傻分不清楚
在淮扬菜里游走良久，似乎很多篇幅都花在了“小笼包”上，那小笼包与汤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不名就里的食客常常用“小笼汤包”一词，其实小笼包与汤包实际上是两个概念；更进一步说，这是以两种不同层面制作方式的划分。顾名思义，小笼包就是放在小蒸笼里蒸的包子，因为蒸笼小所以包子就便小。如果馅里有汤汁，便可以叫小笼汤包；若不加汤，那便是小一号的肉包了。
然而因为以汤为馅，汤包的皮需要用不发酵的“死面”，其蒸出的面皮为半透明状，薄而筋道，这样就成了自然的食物容器；没有汤的小笼包则以不走形、不掉底、不漏油为上，用的是发酵的“发面”，蒸出来白的胖胖、松软香腻。
淮扬一带的小笼包基本都是灌汤的死面包，所以江南人口中的小笼包和汤包可以划上一个约等号。然而在中华料理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小笼包又有了一个“小龙包”的别称，这唱的是哪一出呢？
其实这倒是一个国际文化的乌龙。小笼包传入西班牙后，西班牙中国餐馆的菜单上对小笼包的解释是“中心加肉的中国面包”，在一些顺带出售类似小笼包的西班牙餐馆里，本土化的小笼包则被称为“西班牙产中式夹肉面包”。结果后来以讹传讹，“中国小笼”竟然变成了“中国小龙”，而西班牙菜单上的解释更令人叫绝：“加中国龙肉的小面包！”
或许是因为在西班牙人眼中，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只要与龙相关便是与中国相关，于是西班牙餐馆干脆将“小龙包”翻译成“中国的龙面包”。后来“龙面包”这一名称渐渐走红，名头甚至盖过了小笼包，2000年之后，纪念李小龙的风潮吹向西班牙，“小龙包”的解释又改版成了“李小龙最喜欢吃的中国肉面包”——于是，小笼包的西班牙名称就变成了“Bruce lee”。如今，“李小龙包子”与“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们一道，都是混血的中国名菜，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输入中独树一帜的中华符号。
因为蒸汤包多用小笼，食客们面对汤包与小笼包傻傻分不清楚也并不奇怪。回到汤包祖宗“山洞梅花包”的发源地开封——开封小笼包便是正宗的汤包。民国时期，名厨黄继善将原来用半发面皮和瘦皮和瘦肉掺猪皮冻糕加江米、料酒、子母油、甜面酱、小磨香油等制馅，改为用死面制皮和用白糖、味精为馅提鲜，再通过“三硬三软”和面，最终改良成现代意义上的开封小笼包。开封小笼包皮薄馅多，灌汤流油，味道鲜美，清香利口，而其颇高的“颜值也被人夸奖到“放下像菊花，提起像灯笼”、“提起一绺丝，放下一薄团，皮像菊花心，馅似玫瑰瓣” 。
随着时代的发展，八大菜系渐渐融合，汤包也渐渐孕育出诸多的枝蔓。武汉的四季美汤包、陕西回民的贾三灌汤包、青岛的牛肉灌汤包等等都是颇有口碑的后起之秀，而它们的发展也将继续拓展汤包的美食地图，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得以好好饕餮一番。
中国的小吃自是少不了名人轶事的点辍，然而如汤包一样被如此多的故事点缀的美食，倒也不多。汤包是被千年前诸葛武侯的灵光所点“亮”，其味道至今“尚香”，在千年的中华饮食发展中“常遇春”天，又在“Bruce lee”的带领下走向世界。汤包的“包”，不仅“包”住了食客的肠胃，更“包”住了中国美食文化画卷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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