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兽: 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美]乔舒亚·B.弗里曼著，李 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历史学家乔舒亚·弗里曼带领读者踏上贯穿三个世纪的全球工厂之旅，从英国的纺织厂到20世纪的美国、东欧和苏联的钢铁厂和汽车厂，再到今天中国和越南的巨型工厂——本书就是一部工厂的进化史，还有劳工史。
1721年，英国德比市兴建了一家丝绸厂，厂房五层楼高，一座23英尺高的大水车来回转动为其提供机械动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工厂。300多年后的2015年，在中国深圳，富士康的龙华科技园占地2.3平方公里，30多万名员工，甚至一度超过40万人，这令历史上所有的“工业巨人主义的里程碑式的工厂都相形见绌”。
弗里曼给本书定名为“巨兽”，而非“巨厂”，一字之差，却成为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相较于“厂”字的静物化，“兽”字除赋予了生命的意义外，潜台词中还蕴含了动物本能的不安分，且始终遵循自然界“胜者为王”的达尔文法则。
弗里曼将那些越来越大的工厂称之为“巨兽”。“巨兽”每一次超乎想象地膨胀，都是对劳动制度、经济发展、制造模式、管理理念、生活习惯等诸多陈旧规则的重新“定义”。
从家庭出走到重构今天社会
184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关于洛厄尔的文章，从而创造了“美国工厂姑娘”一词。女孩在工厂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人口从家庭向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国内有部电视剧《外来妹》很火，一时撩拨起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强烈渴望。
工厂就像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吸盘，将那些散落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或潜在劳动力，归集到一座座巨大的厂房里。在规模效应的激励下，厂房数量越来越多，体量越来越大，犹如一座座工厂城市。如汽车制造业就把美国的底特律变成了一个新兴城市。底特律人口从1910年的46.6万人增加到1930年的172万人，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多。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中深圳不可缺位。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只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在最初由“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刺激下，深圳工厂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放量增长。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1300万，生活在深圳的人口可能超过2500万。
与中国打工妹一开始奔着增加收入开阔眼界的初衷不同，洛厄尔工厂里的那些美国姑娘到工厂上班，“钱不是全部原因”。工厂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逃离家庭，逃离农村生活，逃离无聊和孤立的机会，让她们能够体验一个新的，更国际化的世界和独立的生活，拥有购买品和参加广泛的社交活动的机会”。
在工厂的吸引下，无数人走出原来家庭的生活环境，加入到由工厂定义的社会分工中来。或者说，工厂大量出现，不仅打破了原有家庭共生模式，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定义了社会劳动分工，还有人际关系。
▲《底特律工业》，迭戈·里维拉在1933年完成的一系列壁画
众所周知，今天那些国际知名企业的人才选择范围遍及全球，人们的社交范围通过网络可能同样遍及全球，像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笔下的“世界是平的”趋势，工厂发展“功不可没”。无论是公司变大还是世界变“平”，其实都具备同一特征，那就是“同质化”，它涵盖了人们的生活习性、语言、学习、工作、审美乃至思维模式等诸多方面。甚至可以认为，任何潮流的兴起，本就是同质化的结果。
从唯利是图到转身劳资博弈
随着工厂的发展，劳资矛盾尖锐对立性质愈发明显。工厂最初出现是因为提高棉纺织品生产效率，到火车出现后，钢铁需求激增，还有战争也进一步刺激了钢铁的需求，工厂规模进入膨胀快车道。相较于棉花加工行业，钢铁更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从北美到西欧东欧，再到后来的亚洲诸国，钢铁城市屡见不鲜。
棉纺厂在英国大量出现后，用工规模屡创历史新高，自然会形成一个个以工厂为单位的全新社会。也许当初为了给那些让女儿外出务工家庭一个交待，一开始，许多工厂设置了诸多道德管制条款，后被人们讽刺为“道德警察制度”。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们的代管期许，但相较于工厂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基因，终究不合时宜。“许多工人对严格的生活规定感到不满，一些人称之为‘工厂专制’”。
弗里曼指出，“钢铁行业似乎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工厂系统正在创造两个全新的、相互敌对的阶层”。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总是无穷无尽，工人们必须起早贪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面临监工的严厉监督与惩罚。在西方话剧舞台上，有一个以讽刺形象示人的丑角“敲钟人”，这一形象正是来自于历史上那些敲钟催促工人上班的角色。
▲1913年在底特律的福特高地公园工厂的磁电机装配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走在前列，意味遭遇的新问题往往更多也更严重，比如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一战”的严重消耗对商品产生了巨大需要，进一步加剧工人体力劳动强度，而报酬并不匹配，工作环境仍然恶劣，诸多因素叠加，迫使工人加紧抱团，与资本家形成抗争力量实体。“一些罢工持续了很长时间，通用汽车工人是113天，纺织业工人是133天，玻璃业工人是102天。”“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等法律的出台，本就是工厂劳资双方剑拔弩张的结果。
工会力量的崛起，对“巨兽”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迫使资本家除了思考工厂规模外，还必须努力兼顾工人权益。时至今日，工会仍是劳资博弈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改写了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甚至对政治舞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贪大求全到改写发展规则
世界上第一个工厂的建立，“并非出于造福社会的宏大愿景，而是源于从商业机遇中获得的世俗动机”。
在卖方市场时代，加大投资，兴建更大规模工厂，是最容易达成目标的“短平快”手段。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有向规模要效益的，也有像“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这样，通过创新管理手段，不断挖潜，因此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福特主义”极力推崇的生产标准化管理精髓，定义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模式。
工人力量的兴起，给工厂贪大求全模式踩了刹车。在“洛厄尔罢工”相持不下的上世纪初，许多资本家开始另寻出路，比如着手在生产和运营成本更低的美国西部等地建厂，一方面因那里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也作为与工会博弈的筹码。而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希望将东部一些产业，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对企业而言，这同样具有成本比较优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巨兽”只注意到生产成本，如“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在那里，有7.2万名工人在占地1600英亩的工业综合体里工作，每年能生产83万辆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公司瞄准的目标是“生产多样化的高质量产品”。众所周知，德国汽车的品质在全球仍首屈一指。
苏联在乌拉尔以及东欧一些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建设巨型工厂的做法，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战争避险原则的考量而非纯粹的经济角度，正因如此，一旦转身市场经济，当初为极力躲避战争兴办的企业，反倒因为交通等原因的掣肘，很快坠入被淘汰的通道。像波兰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在1980年时有1.7万名工人，到了2014年却缩减到不足2000人。
弗里曼还写到了中国和越南的巨型工厂。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工厂“已经不再被赋予社会机构的性质了”。当然，这些工厂更多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说，这些工厂的规模效应依旧遵循了企业生产成本的流水规则。
从工厂上班到重新回到家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2年推出影响巨大的作品《美丽新世界》，对技术至上的未来深表担忧。据说该书的主要灵感正是来自于“福特主义”。在5G即将成为现实的智能时代，谁能断定赫胥黎的担忧不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呢？
弗里曼说，“300年来，庞大无比的工厂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任何风光的“巨兽”，均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缕云烟。“巨兽”的每一次出现，总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变化。弗里曼最后说，“工业巨人主义可能已达到了它的顶峰”。这样的判断如果只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占地面积和工人数量论英雄，自然合理，然而，今天的“巨兽”早就脱胎换骨，那些跨国公司何尝不是“巨兽”的表现之一？
巨型工厂促进了现代化，带来了现代性。现代性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社会学、劳资关系等各个层面。当然，最大的改变是将历史上的家庭劳动转化为社会性的群体劳动。但在5G乃至后5G时代，随着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来人类很可能足不出户便可实现过去只有在工厂才能实现的劳动。一些发达科技公司已在作这方面的尝试。
凡事有利即有弊，弗里曼笔下的“巨兽”未能免俗。虽然不能否认“巨兽”在定义世界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满足感，但这也意味着人类对资源的挥霍攀上了新高度。换言之，“巨兽”定义的世界，不应只是人类的世界，而是应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在内的全口径要素。一言以蔽之，当资源环境脱离人类发展叙事，所有的盛景很可能是自绝后路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