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安全城市”，很多人脑海中会冒出这样的问号，我们生活的城市安全吗？“事实上，从城市防灾、减灾和救灾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就上海而言，每年6—9月遭受台风气象影响是‘常规动作’。至于人因灾害，每天上海发生的火灾平均30次左右，还有化学事故、地下空间、生命线工程安全、公共卫生、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等。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敲响了公共卫生安全的警钟。”在上海科技节期间举办的“科技与人文对话：安全城市，守护生命”应急科普论坛上，有专家这样说。
城市风险各种各样，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如何筑牢城市安全防线？论坛现场，同济大学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汤啸天，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视角予以解答。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借助科技进步建构坚硬屏障的同时，也要让这个“屏障”本身有人文的温度。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中，我们每个人既是受益者，也都是参与者，更多的急救知识应当在全社会普及，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最及时救护。
用科技的力量筑牢坚硬的安全屏障
守护城市安全，首先“要有过硬的硬件”，许多风险是来自设施在规划设计施工时的不完善。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我们如何做好预案，规避风险？以火灾为例，韩新结合他亲自参与的火灾项目试验——上海长江隧道、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大厦，向观众科普了一座座建筑的建成背后，怎样通过技术的力量，用重重的防灾测试来保障它们的安全性。其中，许多建筑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规模和体量，都需要消防设施和防灾设施的创新。
“比如说，上海长江隧道8.9公里长，这个断面是世界范围内城市过江隧道断面最大的，由直径15.5米的盾构来挖的，这个过程中很多现有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相关的消防设施、防灾设施都没有答案可抄。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青浦专门建了一个试验基地，120米长，整个断面和长江隧道的断面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用不同火灾的类别模拟分析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为小轿车或者大卡车、中巴车在隧道里面着火，情况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样的测试可以对防灾设施的性能和所需要达到的设计指标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分析。”
在保障公共安全上，此次疫情是否也对“硬件”提出了更高要求？韩新认为，“我们现在探讨建筑要防火、抗震、抗风，能不能加一个功能要求，将来对于某些特定的公共建筑、体育场馆也具备转换为临时的类似于应急隔离的能力，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市各个区的功能布局怎么有效地和公共卫生体系结合，最终还是要靠设施、设备提升我们的应对能力。”
经历这次疫情，人们也深切感受到了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我们的医疗体系又是如何守护生命的？在未来是否可以前瞻性地做一些预防？论坛中，卢洪洲介绍了此次疫情中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科技抗疫的表现，包括今年1月11日首先把全基因序列向全球发布，上海如何通过强有力的防护措施避免大规模社区感染，以及一系列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等等。在他看来，此次疫情的发生是一个偶然却又是一个必然，但无论如何，科技一定会战胜疫情。“病毒在地域上可能达到一亿种，我们了解的病毒只有6000多种。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可能导致人类致病性的病毒用生物安全方法找到，把病毒做动物实验，做特效药物研发、疫苗研发，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疫苗就已经有了。还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包括预警预测、触发机制都要进一步加强。”
数字化治理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
此次“科技战疫”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追踪疫情与人群接触史，避免大规模社区性传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的声音：公众知情权和隐私权该如何平衡？郑磊就提到，“我们统计了疫情期间全国发布病例数据的字段，所谓字段就是信息量，有年龄、居住区域、小区、工作性质，行动轨迹、诊疗情况等等，但接下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发布这么多细节，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合适的？比如说某地公开了病人的私家车车牌号，这样真的合适吗？”
可以看到，技术的确为我们建构了坚硬的屏障，但它本身是冷冰冰的，没有温度。如何在建立屏障的同时，让这个“屏障”本身也有温度？在郑磊看来，城市数字化的治理，归根到底还是回到以人为本。科技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人民，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更安全。因此，要把市民当成服务的对象，把服务融入管理之中。
“比如，同样是隔离，有些地方是直接上锁，你出不来，也不能动。但上海是通过门磁，你开门的同时我就能用技术手段发现，接下来就是体现人的温度的时候了。志愿者会马上打电话过去问，不是问阿姨你怎么今天出门了、你不应该出门，而是问阿姨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是要倒垃圾还是收快递，我们马上派人来。这就把服务融到里面去，仍然用了科技的力量，但在细节当中体现温度感。如果你很生硬的，有技术就为所欲为，你有任何一举一动我都要监控你，那被管理方一定觉得没有温度，我就是个被管控的对象，而不是被服务的对象。”郑磊这样说。
汤啸天也认为，如果我们把采集到的数据从人性化的角度，从为人民谋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设计一个个应用场景，把应用场景和人文理念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数据变得更有温度。“比如说，针对独居老人的安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数据中检测老人的生活状态，及时予以帮助，这个场景就是值得开发和应用的。上海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项目，就是统计老太太家里的水表的数据。如果一个独居老太太水表24小时没有数据，为零状态，非常可疑，志愿者就应该投入服务。这个数据就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爱的温度。”
急救技能是当代“见义勇为”的新内容
“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中，我们每个人既是受益者，也都是参与者。”突如其来的灾害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里，其实处处隐藏着“不安全性”：在马路上走，多少人曾被飞驰而过的外卖车，或是迎面而来的未栓绳的宠物狗，吓了一大跳？夏季跑步时，因为心脏骤停而突然倒下甚至猝死，这样的新闻报道也是屡见不鲜……意外，随时可能到来。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突发状况下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最及时救护，更多的急救知识应当在全社会普及，不仅保护自己，同时也帮助他人。
在汤啸天看来，急救技能是当代“见义勇为”的新内容。“中国有54万心脏骤停者，院外心肺复苏成功率却不到1%。这是因为猝死的黄金救治时间只有4分钟，从目击者打120求助到救护车抵达现场，平均却需要9分钟，而我们国内经过心肺复苏培训合格的公众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目前国内公共场所比如上海已经在车站、机场、地铁站设有除颤器，我觉得远期目标是，要像放灭火器一样安放除颤器。可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在关键时刻正确使用？所以我们说见义勇为不能仅仅依靠急中生智，当然急中生智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和技能，这个智是生不出来的。”卢洪洲也指出，“其实除了传染病以外，人类的很多疾病是和生活行为方式相关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让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掌握健康的基本知识，是一个城市综合能力非常重要的标志。”
但是，现实中因见义勇为反被讹诈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让热心市民不免“畏手畏脚”。对此，汤啸天认为，“城市要有人守护安全，而法律更要为守护者提供守护神。”据他介绍，在美国有《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紧急状况下施救者因其实施的是无偿救助行为，如果给被救助这造成某种损害时应当免除责任，核心内容就是要保护那些无偿的施救者。“根据我国国情，应当完善、保护、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制度，使更多人能够见义勇为进而见义智为。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里，明确有一些对于志愿者的保护性条款，比如针对与所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关的信息和培训。就见义勇为的保障体系建设而言，除了认定、保护、奖励、援助之外，还应当包括知识传授、行为指导、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见义勇为也是有成本的，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是我们法律工作者应当做的一件事。”他这样说。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