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组织了庞大的谍报网，建立了大量谍报机构，培养并安插了众多间谍，专门收集情报，刺探军情，为其军事、政治、经济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日本之所以能侵占大半个中国，其间谍和间谍机构“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作战，缴获日军大量文件材料，其中不乏专门针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谍报作战计划、部署命令和教材。一些重要文件被翻译汇编成册，供有关部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作反间谍、反敌特斗争参考，如：1943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制的《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一二九师编译的《日寇特务工作之一斑（缴获敌人文件录编）》、1944年山东军区政治部译印的《日寇特务工作文件（宪兵实务教案）》等。由这些文件可看出，1938年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重点逐步转向围剿中共抗日武装，而“剿共的第一要素首先知彼”。如何知彼？日军文件明确写道：“吾人对共产党须不断的研究练磨，把握其实体及动向，以崭新卓拔的创意工夫计划检举覆灭之施策，造出拔本塞源的成果……此项之先决条件，必须有周密之谍报实施。”文件还反映日军谍报工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有着完整严密的人员培训体系和组织机构，也有着系统规范的工作方法和技巧。
日军如何挑选和训练间谍
侵华期间，日军成立专门的间谍训练所，培养了一批批日本籍日军间谍。这些间谍效忠天皇，精通业务，谨慎坚定。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华日人反战组织，运用多种手段获取情报、恶意破坏日人反战组织甚至暗害中共及其抗日武装领导人。
《关于日兵特务的报告》详细记载了日籍间谍挑选和训练的过程。
日军一般会在下士官等级以下的新兵中挑选间谍培养对象。3个月新兵训练期内，长官就开始着手考查、筛选，通常着重考虑三种人：“一种是‘模范兵’，受法西斯教育较深，忠实可靠的；第二种是与日本军队关系深厚的商人子弟；第三种是品行不良，有前科的。”一般一个大队选拔一人。首先经分队（班）、小队（排）长审查，最后由中队长（连长）个别谈话动员。
有日军间谍曾回忆，新兵训练快结束时，中队长突然找他谈话，带着从未见过的笑容，称呼他为某某君，客气地让他坐下并给他冲了杯咖啡。这让他受宠若惊，因为按日语习惯和日军传统，上级对下级一般不称“君”，也不会如此客气。寒暄几句后，中队长便问他是否愿意做间谍。他虽不愿，但考虑到国内家人的处境只能同意。还有个日军间谋，入伍前曾因偷盗进入“少年刑务所”服役，中队长以“恢复名誉”为条件逼迫他做间谋。
日军规定，任间谍者，其家庭会享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完成任务后还会颁发勋章、慰劳金，退役后安排职业；如果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军方会在报纸上极力宣传，并给予其家庭大量抚恤金；若投诚，其家族会遭受严厉处罚。不难看出，日军物色、培养间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胁迫性，大多日本士兵选择做间谍是被威逼利诱的。
具备间谍“资格”的士兵，被集中到旅团或师团司令部专门的训练所进行训练。北平有一个训练所叫“密书学校”，学员们不用真名只用编号，一般一期训练三个月，训练过程严格紧张，分精神训话、政治训练、技术训练三类科目。前两个星期进行精神训话和政治训练，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着重于特务技能训练。
技能训练的第一课是打入八路军内部的方法，主要有“逃跑”“掉队”“轻伤”以及“共产主义者的自愿投诚”四种。
技能训练的第二课是情报获取方法训练。第一种方式是细致观察，通过观察细微之处来分析中共抗日武装情况；第二种方式是与中共干部交谈，以图获取对方谈话中不经意间透露的涉密信息。技能训练的最后一课是间谍之间的联络与通信，包括暗号的使用、联络人的接头方法、情报传递等。在两个多月的技能训练中，每天教一种方法，反复演练，直至熟练。
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日军间谍不仅间谍业务精湛，而且法西斯思想顽固。训练所毕业后的日本籍日军间谍除剌探中共情报外，还有其它“任务”，如在日人反战组织内搞破坏、散布反动言论、密谋暗杀行动、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等等。
▲1943年，冀鲁豫军区拟制的《破获日寇间谍大木西山案之研究》
间谍是谍报战的灵魂和关键。为达到侵华目的，日军花大力气发掘、培养、配置和使用间谍，他们不但精心培养使用本国的间谍，也将触角伸向了中国人。
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日寇特务工作文件（宪兵实务教案）》等档案详尽记述了日军在中国寻找、培养和使用间谍的情况。日军认为，“谍者的发现，最为苦心焦虑”。他们对间谍的要求很高，在物色间谍时有着严格标准：一般应具备的条件是：“谨慎而严守秘密、机智而见识丰富、勇敢而不辞辛劳”；在选取间谍时，会重点考虑“有公然的职业者、常接近敌人或侦察目标者、在敌方有信用者、敌组织中的职员、有侦察上所必要之技能和常识者”。
按照中国籍间谍与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关系，日军将其分为“内部谍者”和“外部谍者”。
内部谍者是指潜伏在中共及其钪日武装内部的间谍，外部谍者则是指虽置身于中共及其抗日武装之外，但与其有一定联系的间谍。对日军来说，直接布置内部谍者或策反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内部人员成为其内部谍者最为理想，但极为困难。所以，日军通常先发现与培养外部谍者， 然后再利用外部谍者逐渐发展内部谍者，以达到及时获取准确情报的目的。不难看出，日军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情况的掌握比较细致、透彻，谍报工作计划极为周密、谨慎。
在日军看来，间谍的成败关系着对中共抗日武装作战的成败。因而，十分重视间谍的物色，要求所属各队根据其所管地区的情况，“拿热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实行有计划的“彻底的基础调査”。对于中国籍间谍，日军并不在谍报技巧的培训上耗费过多精力，而是把重点放在间谍的设置和部署上。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一般情况下，日军会利用间谍原来的职业、地位做身份掩护，通过固定间谍、移动间谍、临时间谍、监督间谍和特种间谍等不同类型间谍的综合配置，获取准确情报。
日军使用间谍，除了利用他们直接获取情报外，还常常上演“伪装”的戏法。即，选择合适的人伪装成坚定的中共党员，伺机建立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吸引真正的中共党员加入，在不知不觉中扩大它的间谍网。
日军极其狡猾，其伪装工作深思熟虑。通过伪装，日军掌握了不少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情报。档案中提到了一个典型案例，青州日本宪兵分遣队，成功诱导了一名中共党员，成为内部间谍，1940年8月，以此人为中心在山东益都城内建立起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四处活动，召集了不少抗日分子。一个多月后，伪组织获得了中共益都县委书记的信任，使其误以为这个组织是真正的中共党组织，结果整个益都党组织都被暴露，损失严重。
——摘自《炎黄春秋》2020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