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李清照晚年被迫再嫁，随即又涉讼离异的不幸遭遇，从宋代开始就对其真实与否各执一词。今人何广棪曾将历代文献裒辑为《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汇编》，多年后又稍事增补，收入潘美月、杜洁祥主编的《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九编，成为迄今为止最可倚重的专题文献渊薮。然而在旁搜远绍之际，此书也难免偶有疏失。最近翻阅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女词人顾太清的作品，就读到一首与此息息相关的《金缕曲》，何氏虽然已经将这首词收入《汇编》，称其“旨在为清照改适辩诬”，“语意甚明”，却未能依循相关线索再作追溯研讨。
顾太清为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奕绘的侧室，原姓西林觉罗，本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晚号云槎外史，别署西林春、太清春，满洲镶蓝旗人。祖父鄂昌为雍正、乾隆年间重臣鄂尔泰之侄，历任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甘总督、甘肃巡抚等，因卷入鄂尔泰门生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一案而得罪赐死。太清为避忌起见，遂不得不冒姓顾氏。顾太清创作的诗词汇编为《天游阁集》，词集部分又题作《东海渔歌》，此外还有剧作《桃园记》和《梅花引》，并为《红楼梦》撰著续书《红楼梦影》。其填词造诣最受时人及后世的称赏推崇，被誉为“巧思慧想，出人意外”（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八，光绪鸿雪楼刻本），以至“论满洲人词者，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说”（冒鹤亭《小三吾亭词话》，收入《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将她与纳兰容若等量齐观。这首《金缕曲》见于《东海渔歌》卷四，兹据今人金启孮、金适《顾太清集校笺》
日暮来青鸟。启芸囊、纸光如砑，香云缥缈。易安夫妻皆好古，夏鼎商彝细考。聚绝世、人间奇宝。太息兵荒零落散，剩残编几卷当年稿。前人物，后人保。
芸台相国亲搜校。押红泥、重重小印，篇篇玉藻。南渡君臣荒唐甚，谁写乱离怀抱。抱遗憾、讹言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
奕绘、顾太清夫妇与并世名流多有交游，词中屡屡提到的“芸台相国”，即当时的知名学者阮元。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又作芸台。历官山东、浙江学政，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并主持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而那位“静春居刘夫人”，则是阮元之妾刘文如，字书之，号静香居士。顾太清另有《读芸台相国揅经室诗录》《十一月雪后芸台相国过访，谈云南风景》《五月廿五雨中静春居阮刘夫人招同云林、纫兰过天宁寺看新麦，即席作》《瑶台聚八仙·祝芸台相国八十寿》等，可知彼此往来酬赠颇多，阮元之子阮福的妻子许云姜更是太清的闺中密友，足见两家关系之密切。阮元精擅金石考订，赵明诚所撰《金石录》自然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这部宋本为南宋龙舒郡斋刻本，尽管残损不全，即太清词中所说的“剩残编几卷当年稿”，但递经明清两代名家收藏，流传有绪而颇值珍重（参见钱曾《读书敏求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顾太清应约题词，既反复慨叹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颠沛流离之际依然倾注心力于金石文物的蒐集著录，又着力表彰阮元对这部宋刻残本的细致考订和悉心庋藏，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下阕最末数句及自注，特别提到阮元、刘文如针对李清照再嫁的传言曾经力予辩驳，终于使这桩千古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阮元收藏的这部宋本《金石录》其后几经辗转，在同治年间又归藏书家潘祖荫所有。潘氏在《滂喜斋藏书记》（民国十七年刻本）卷一中详细迻录了书中所附各家题识跋语及诗词题咏，有不少内容都可以和这首《金缕曲》比勘参证。如其中所录太清词，在最后有“俚词呈云台老夫子、静春居伯母同教正。西林春”的题款，仍然保留着当时奉命题词的原初面貌。在正式收入词集后，大概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才删去题款而补撰小序及自注，对原先并不需要明言的创作背景略作交代。而在太清词作之前，潘祖荫又抄录了奕绘的一首诗，其中提到“揅经老人著笔暇，颇有闲情及钟鼎。家藏宋椠《金石录》，故纸不是双钩影”，最后题款为“道光戊戌闰月望日丁亥，应云台相国命题。后学奕绘”，由此推知夫妇二人当年是同时应邀，只是一诗一词，各有分工而已。潘祖荫还称全书“鉴定印记累累”，并不厌其烦地缕述所钤各种印文，其中有近三十枚都出自阮元、刘文如夫妇，数量居诸家藏印之首，可证太清所述“押红泥、重重小印”绝非虚言夸饰。
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滂喜斋藏书记》中引录的一则刘文如题跋，其内容主要是根据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着重考察赵、李夫妇生平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后世争论李清照再嫁一事，这篇序言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文中提到赵明诚病重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有人甚至猜测这位“张飞卿学士”就是李清照后来再嫁的对象张汝舟。经过仔细钩稽梳理，刘文如推定赵、李两人成亲是双方长辈“同官礼部时联姻也”，赵明诚“卒于建炎三年”，“卒年四十九也”，而李清照“作序之年五十二矣”。她甚至还对序中所述“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提出质疑，认为“丁未三月犹是靖康，五月始有建炎之号，戊申方是建炎之元也”，考察之缜密细致可见一斑。刘文如先前曾撰有《四史疑年录》（嘉庆二十三年刊本），在考校系年方面自是当行出色，而这段跋语虽然由她署名撰作，毋庸赘言也必定得到过阮元的首肯。尽管没有明确涉及再嫁问题，可是经过排比考订，李清照当时早就过了知天命之年，是否确有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确实令人生疑，所以顾太清才会发出“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的由衷赞叹。
其实刘文如所作推断并非孤明先发，更不能称作翔实完备。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徐■《笔精》、清人卢见曾《重刻〈金石录〉序》等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过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时的确切年龄，清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收入《癸巳类稿》卷十五）更是对赵、李生平做过巨细靡遗的钩沉索隐。不过考虑到顾太清应邀题词的特殊情况，对她称道阮、刘夫妇“辩之最详”也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了。倒是何广棪在辑录《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汇编》之际，虽然注明系根据《滂喜斋藏书记》收录了顾太清的这首词，却令人费解地并没有同时收录更为重要的刘文如跋语，不知为何会厚此薄彼？究竟是一时疏忽而失之眉睫？抑或是未见原书而辗转抄录？
顾太清三十岁画像
顾太清对李清照的坎坷遭际深表同情，对再嫁说则显然是坚决不予采信的。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金缕曲》中所云“讹言颠倒”的情况居然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此事缘起于晚清名士冒鹤亭所写的一组《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收入《小三吾亭诗》卷三，《冒氏丛书》本），其中一首说道：“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前两句均有自注，指出“太平街”为奕绘、顾太清夫妇府邸之所在，“南谷”则为两人逝世后的合葬之地；第三句用“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典故，赞叹太清的风姿容貌并暗示其姓氏；最末一句虽然并未直言，却暗中牵扯上嘉、道年间的著名诗人龚自珍。龚氏《己亥杂诗》里有一首：“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其二〇九）自注称：“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冒鹤亭所云“丁香花发一低徊”即隐隐扣合龚自珍所述“太平湖之丁香花”，令人不禁联想到居住在“太平湖畔太平街”的顾太清。
冒鹤亭随后又着手校订评点顾太清所撰《天游阁集》（神州国光社，1910年），在卷首弁言里提到“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生星诒言太清事綦详”，表明自己所言都渊源有自，绝非信口开河；接着便津津乐道自己“刺取太清遗事赋六绝”，得到过前辈沈曾桐的嗟叹称异。而在评点过程中，他又屡屡将龚、顾两人牵合在一起。比如有一首《六月十五日东山苗道士寄来七寸许小猴一双，每当饲果，必分食之，似有相爱意，诗以纪之》，冒氏有评语称：“此亦长安俊物也。”乍读之下让人莫名其妙，实则仍与龚自珍相关。就在上述那篇《己亥杂诗》之后，紧接着便有这么一首：“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其二一〇）龚氏自注中明言这是“忆北方狮子猫”之作，和太清诗中所咏“七寸许小猴”显然了不相干，冒氏所作评议实在有些胡乱截搭的意味。不过龚自珍的诗文自晚清以降便风靡一时，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所言，“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冒鹤亭这些模棱两可、含混暧昧的评语，很容易引导读者勾起对龚诗的记忆，进而产生联翩的遐想。在此之后所谓“丁香花公案”便逐渐流播于世，认为龚、顾二人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情史，甚至牵强附会地断定龚自珍最终暴卒于丹阳县署，其实是被获悉内情的奕绘派人追杀所致。
正在流言腾传众口、愈演愈烈之际，清史学家孟森写了一篇《丁香花》（载1913年《时事汇报》第一期），开宗明义就宣称“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也”，希望经过深入周详的爬梳考辨，替龚自珍和顾太清洗脱污名。他逐一甄别辨析奕绘、顾太清和龚自珍的生平行事及诗文作品，强调奕绘夫妇“伉俪之笃，两人集中互见之”，“备见家庭之乐，琴瑟之好”，又指出“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而龚自珍恰为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由此对“丁香花公案”的立论依据提出诸多质疑。比如就事发时间而言，在龚自珍创作《己亥杂诗》的前一年，奕绘已经因病去世，“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臆断龚自珍曾遭到奕绘的追踪毒害，无疑是荒唐诬枉之辞。而奕绘去世时“太清已四十岁”，“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当事双方都已年逾不惑，揆情度理恐怕也难有放纵逾矩的行为。再就事发地点而言，顾太清在奕绘去世后因家庭纷争早已搬离太平街府邸而移居别处，因此龚自珍所说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显然别有所喻，“诗自忆花，乃与其人无预”，绝不能凭空指实为顾太清。可惜孟森的苦心孤诣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丁香花》一文后被收入《心史丛刊》（大东书局，1936年），孟森在文末追加了一则附记，提到冒鹤亭曾特意来访，“至太清事迹，冒君谓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对这件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依然坚信不疑。
冒鹤亭在校订顾太清作品时依据的底本并不理想，据他在神州国光社版《天游阁集》的弁言中介绍，“凡诗五卷，缺第四卷，词四卷，缺第二卷，中多割裂，盖当时未经写定之本”，所以最初出版问世的仅是诗集部分。词集部分经他钞校考评，又转而托付给词学家况周颐。尽管暂时无法访得缺失的部分，况氏还是竭其所能钩稽了数篇佚作补入其中，并在数年后以《东海渔歌》之名另行付梓（西泠印社，1914年）。对闹得沸沸扬扬的“丁香花公案”，况周颐在《〈东海渔歌〉序》中也有过一番不曾指名道姓的评论：“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纳，宇内几无完人。以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云之滓。变乱黑白，流为丹青，虽在方闻骚雅之士，或亦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亦有援据事实，钩考岁月，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余则谓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可决定太清之为人，无庸龂龂置辩也。”所谓“乐其新艳，不加察而扬其波”者，说的应该就是冒鹤亭；而“作为论说，为之申辩者”，自然是指孟森而言。在况周颐看来，藉藉人口的流言蜚语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恶意毁谤，通过绎读太清词作就足以令人确信其品性，根本不需要再作任何争议辩论。
况周颐整理顾太清词集时依据的是冒鹤亭寄送的批校本，可是据冒鹤亭之子冒效鲁在多年后追忆，“《东海渔歌》是我父假抄加注寄给况蕙风，付西泠印社木刻活字本印行。这个抄本多少年后才由龙榆生先生归还给我，从中发现况蕙风竟然把顾太清的词擅自窜改，删掉我父所作考订、评语，连书后的跋也据为己作”（《〈孽海花闲话〉与〈东海渔歌〉〈天游阁诗〉》，收入冒效鲁著译合集《屠格涅夫论 漫话雄狮——托尔斯泰 浅谈屠格涅夫 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可知最终刊行的《东海渔歌》经过大量删改，早就不复原貌了。藉此考察顾太清倚声填词的实际情况，固然不免郢书燕说，但若从中体会况周颐修订润饰的良苦用心，倒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趣事。今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勘定太清原作之余，就利用冒效鲁提供的资料，“将况氏修删之处一一加以注明”（《前言》），颇便读者参酌比对。比如这首《金缕曲》，“况周颐改动甚大，几已面目全非，甚至连标题及太清原注亦不得幸免”
日暮来青鸟。启瑶函、纸光如砑，香云缥缈。风雅唱随夸漱玉，夏鼎商彝细考。聚绝世、人间瑰宝。几易沧桑悲散落，剩琳琅小束雕镌妙。揅经室，为长保。
相公白发亲雠校。拥书城、玉台仙侣，况兼同好。南渡烽烟惊琐尾，不尽乱离怀抱。更谁究、言妖颠倒。赖有名言为昭雪，按编年、证取宣文老。蝇点璧，净如扫。
与顾太清原作相较，有些润饰恐怕纯属辞章角度的考虑，如将原序中“宋本赵氏《金石录》”简作“宋本《金石录》”，将自注中“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改为“讹传易安改适事”，显得更为简洁精炼，符合况氏一贯强调的“词笔欲求矜炼”（赵尊岳《蕙风词话跋》，载《蕙风词话》卷末，《惜阴堂丛书》本）；另如将“千古案，平反了”替换成“蝇点璧，净如扫”，使直率无余的表述变得委婉曲致，也让人想起况氏所标举的“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蕙风词话》卷一）。而有些修订则似乎另有言外之意，如将“抱遗憾、讹言颠倒”径改为“更谁究、言妖颠倒”，和他在《〈东海渔歌〉序》中所指斥的“末世言妖竞作，深文周纳，宇内几无完人”云云遥相呼应，表面看来是在为李清照蒙受不白之冤打抱不平，恐怕也由此及彼联想到顾太清的类似遭遇，隐约透露出他对“丁香花公案”所持的批评意见。
李清照与顾太清相隔近七百余年，竟然都不幸被“绯闻”缠身。尽管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李清照再嫁尚有诸多疑点有待发覆，并未最终盖棺论定；而顾太清出轨则毫无真凭实据，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诋毁，可是两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其实殊途同归，在不同层面都展现出女性生存境况的种种困顿无奈。正如甘遯（吴昌绶）《陈士可藏本〈东海渔歌〉题记》（载张璋《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附录三）所言，“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异代相怜，端在同病”，或如启功《书顾太清事》（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民智书局，1934年）所悲叹的那样，“其与易安居士相同，不仅才华已也”，超迈须眉的才华非但无助于这些卓异的女性掌控自身的命运，有时反倒成为她们无端罹谤、动辄得咎的沉重枷锁，这才是令人掩卷之余唏嘘不已的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