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编撰的《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版，新星出版社2020年7月版）是本有意思的书。我不仅从中欣赏到夏承焘天真随性的文人书法，感受到夏承焘和谢玉岑的知己深情，而且从字里行间窥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青年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夏承焘（1900—1986），温州人，词学成就卓著，有“一代词宗”之誉。谢玉岑（1899—1935），常州人，诗词、书画造诣精深。两人曾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共事一年，此后书信往来不绝。
这本书收录了夏承焘致谢玉岑的62封手札，写于1927年到1935年。那是两个年龄相差仅一岁的年轻人最有热情和活力的时光，也称得上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文青生活样本。
先说说工作。
文艺青年们任性而为，跳槽频繁。夏承焘使用的信笺有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杭州之江大学校、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三种，都是他那几年间任教的三所学校。
事实上那段时间他工作过的单位不止这三家。在给谢玉岑的第一封信中，他就透露了这年（1927）春天辞去省立第十中学教职，去宁波水上警察厅工作的事。数月间“周流台甬杭沪”，当他发现这些工作实在“终非习性”，便毫不犹豫地脱离了公务员队伍，重回教育界。然而，在宁波任教省立第四中学仅一个学期后，他又辞职回老家了。
没多久，温州乐清人王亦文出任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多次写信请夏承焘来校任教。夏承焘开始很不乐意，他嫌弃位于严州（今建德）的九中地处偏僻，“颇不愿就”。
夏承焘后来还是去了九中，想必和月薪140元的高工资有关。当时“敝同乡在此者颇多”——这当然是王亦文的缘故。此地山水“远胜永嘉（温州古称）”，但夏承焘还是不断抱怨学校图书馆“苦乏诗词集”。这是他对学校最不满意的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夏承焘写于1929年12月19日的一封信，此时他来校任教刚两年。前半封信他还乐颠颠地鼓动谢玉岑来九中工作，因为王亦文也很欣赏谢玉岑的才华，夏承焘向往着“共学之乐”。后半段他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对谢玉岑说，自己已经不打算在严州干下去了，请谢玉岑为他在上海留意谋个教职。他的两个理由是：“一因无师友典籍之益，二亦久居积厌。”
听起来好有道理。只是——“世劫汹汹”（夏承焘语）的年代里，这么轻易地就辞职合适吗？
四天后，夏承焘得知谢玉岑要辞去上海南洋中学教职，毛遂自荐说：“如未有替人，可介弟暂代否？”而且他还表示，此前月薪140元，在上海收入没这么多他也可以接受。
当然上海之行未遂，因为谢玉岑告诉他“上海课务甚忙”，夏承焘又改了主意。
1930年秋间，夏承焘再给谢玉岑写信的时候，他已经江西友人邵潭秋介绍，来到了杭州之江大学任教，“课事较闲，居住亦颇爽垲”。
夏承焘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再看看日常生活。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圈很热闹。本书不仅收录了夏承焘写给谢玉岑的62通信札，还有夏承焘致其他友人的11封书信。他们在信中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借书、写诗，互赠金石书画，忙得不亦乐乎。
朋友圈中都是风雅之人，不是年龄相仿的文艺青年，就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大家志同道合，爱好相投。今天你请我诗词唱和，明天我请你惠赐墨宝，后天你托他向另一位相熟的朋友求字，大后天他又请你为老父大寿泼墨助兴……
那时的金石字画都是浓浓情谊的见证，还没有成为收藏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
他们都很热心，互相引荐自己的朋友，因为，越是山水阻隔，通讯不便，越是渴望同道中人的切磋交流。对文艺青年来说，那是极为可贵的精神享受。
夏承焘告诉谢玉岑，最近和他通信讨论诗词的有四川周癸叔（厦大教授）、江西龙榆生（暨南教授），如果谢玉岑愿与他们通讯的话，他自告奋勇为他们从中牵线。
和今日朋友圈集赞的作用不同，夏承焘的朋友圈是用来“求批评”的。写就一首诗词，完成一篇论文，他忙不迭寄给好友，并不断追问：“谬漏百出，何无一语见教也？”得到点赞当然也很开心，不过他总是反复强调：“极盼批评，汝我不必客气。”夏承焘还多次请谢玉岑将自己的作品呈给沪上词家品鉴，“兄交游广，各老辈处可请益者，乞代绍介，求批评。”
除了“求批评”外，朋友圈重中之重的作用是“求书”。这批73封书信，几乎无一不谈及书。他们的书相互间借来借去，寄来寄去，是一种常态。
夏承焘苦恼于自己僻居严州，诗词类书籍“求之不得”，只能一遍遍向上海、杭州的师友求书，特别是谢玉岑任教的上海南洋中学，简直成了夏承焘的书库。
“辛、秦年谱请代访” “历代词人姓氏尊处有否？”“见宋元词佳刻及他种新材料，当不靳告我”，这样的嘱托比比皆是。
谢玉岑曾经把南洋中学的图书目录寄给夏承焘，夏承焘羡慕得两眼放光：“南中藏书宏富如是，健羡何似。”这也是他曾经动念去南洋中学求职的重要原因。
夏承焘常在信中许诺：“如可出假，乞邮我一阅，准三星期奉还”，“《声律通考》如未寄出，乞检《文房肆考》一部（四本，唐秉钧著，在贵校图书馆第七部第四类）一同惠假，二星期准届时挂号奉还。如不可借，亦乞即复”等等。其辞之恳，其情之切，令人动容。
“无交游、书卷之助”的夏承焘却有着学术上的勃勃雄心，他打算用五年时间完成《中国学术大事表》，分思想界、学者、文学界、艺术节等章节，他向谢玉岑讨教：“舍取定夺，决之吾兄，乞有以教我。”谢玉岑也倾吐自己研究清词的志向。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互相勉励着，帮衬着，一起奋力——奔跑。
自1926年温州一别，夏承焘和谢玉岑通了近10年的信件。其间二人只见过一次。浙沪相隔不远，想必年轻如他们，都以为来日方长。
1935年4月20日，谢玉岑因肺病在常州去世，年仅37岁。此前5日，夏承焘刚刚寄出了给谢玉岑的最后一封信。
夏承焘曾作《水调歌头》，请谢玉岑“教正”，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五车书，万章木，一婵娟。人生能长保此，应不羡东山。
这用来概括一百年前夏承焘谢玉岑们的人生追求，大致不差。
这想必也是从古至今，一代代文艺青年们共同追慕的生命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