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郑家长子郑大方。前排左起：郑国芳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上海，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承载着催人奋进的红色基因。
日前，记者走访了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上海籍的新四军老战士，93岁的郑国芳老人。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亲眼目睹淞沪会战，跟随兄长的步伐毅然加入新四军，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家乡……不仅如此，郑国芳在内的七兄妹全部参军投入到抗战一线，通过上海郑家的抗战记忆，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上海市民踊跃抗击日本侵略的这段历史，正向人们徐徐展开。
“向你们的大哥学习”上海7兄妹先后走上抗战之路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时，郑国芳尚且不满10岁。儿时的记忆如今渐渐消弭，但他清楚地记得跟着大哥郑大方和二哥郑仲芳上街参加地下党活动的情景，从前线源源不断运回的伤兵，还有自发捐药捐食物的市民。
当时郑家住在虹口，窗外即是日本司令部。全家亲眼目睹日军在街头抓捕抗日志士，日本浪人欺辱殴打中国平民，母亲曾英总是攥紧拳头说：“东洋赤佬太可恶了，中国人应该反抗！”
其实，大儿子和二儿子已暗中将母亲的想法付诸实践，兄弟俩积极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界抗敌协会”，印刷进步报刊，举办进步书籍读书会，组织义卖救济难民。他们还将自己的家作为“学协”的秘密联络点，据郑国芳回忆，每当大哥二哥带着人到家里开会时，母亲曾英总是佯装做家务，实则在家门口为孩子们“站岗放哨”。
1939年2月，年仅18岁的郑大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各界代表赴第三战区慰问团，以国际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分会的名义奔赴内地，在皖南根据地他如愿以偿加入新四军。慰问团返沪前夕，郑大方将母亲特地为他准备的呢大衣交给时任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元化，请他将这件呢大衣带回上海交给大弟郑仲芳，并引导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郑大方知道，这件跟随他辗转冲破日伪关卡的大衣，大弟只要看到就会明白哥哥的意思。
郑仲芳果然不负大哥期望，跟随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艺同志社，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3岁的郑国芳也在母亲的鼓励与支持之下，和姐姐郑慈等人一起离开上海，投奔新四军。此后，郑家最小的三个女儿也相继于1945年和1949年参军。母亲曾英先后将7个子女全部送上从军革命之路，每一次她都会说：“向你们的大哥学习！”
这位英雄母亲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才知道，大儿子郑大方已于1944年3月29日牺牲在日军冷枪之下。
孤岛中的明灯，隐匿弄堂深处的“特殊桥梁”
曾经，中国共产党多少秘密机构隐藏在民居中，多年以后，人们方才得知。在上海成为“孤岛”的这一时期，无数上海市民和郑家一样，希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贡献。 1937年和1941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设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获取敌人情报，为根据地采办物资，营救和护送党员和爱国人士……“八办”与“四办”搭建起了申城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特殊的桥梁”，既承载了上海市民拳拳报国之心，也是敌后根据地的隐蔽生命线。
1937年3月，福煦路新式里弄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弄多福里）搬进一对夫妻，来者看上去与其他住户并无二致，实则肩负重大使命——男主人李克农要在上海秘密设立工农红军办事处。
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红军驻沪办事处改为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李克农、潘汉年两位情报老手先后负责之下，“八办”在收集情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秘密电台设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报务员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
据译电员朱志良回忆，八路军驻沪办曾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等诸多情报。直至1939年局势吃紧，日军紧逼之下，明面上的八路军办事处被撤销，人员全部转入地下。
今天，清幽的嘉善路上，绿树成荫，140弄11-15号的门牌上方，雅致的石库门门楼里嵌着“兴顺东里”的字样。谁也不知，门里这条宁静的弄堂，曾多少人步履匆匆，将一批批人才送往新四军根据地。这里曾是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如今依然是普通民居。除门外挂着一块文物牌述说着昔日的历史外，与其他人家一般无二。
“1941年春至第二年秋，交通员陆续安全护送近1700人前往根据地，发展壮大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每次郑国芳来到此处，似乎都会想起当时在这里制定的一条条转移线路，和引导上海热血青年奔赴抗日一线的一个个“引路人”。
郑国芳
而郑国芳也正是这一年抵达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由于时间久远，他只能依稀记得自己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到了青龙港，再由青龙港乘车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反复回忆之下，他告诉记者，当时有中共地下交通员一路护送，“是地下党王元化和杨帆带我们参加革命的。”
郑国芳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很熟悉，因为二哥郑仲芳正是其中一员。在郑仲芳成为党员后，郑家从“学协”秘密据点变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为掩护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郑仲芳在舅舅开设的药厂做学徒。据郑国芳回忆，虽然二哥的身份是家里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平时郑仲芳十分严格遵守纪律，“从来不对弟弟妹妹说工作上的事情”。
1941年初，郑仲芳秘密组织工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舅舅察觉后责怪他，告状告到曾英这里，不料曾英却说：“孩子做的事是正当的，国难当头，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保卫国家，即使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着你负责。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新四军驻沪办动员、护送人员到根据地的工作一直持续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地下党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工作人员撤退至根据地，同月办事处被撤销。一些同志成为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留守人员，利用原来的基础继续坚持战斗。
艰难的岁月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上海进步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密切配合，不断为根据地“雪中送炭”，对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这场历经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巨大的牺牲，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两个小时的讲述，一直讲到晚霞遍地。郑国芳时而陷入回忆，时而娓娓道来，尽管听力有所减退，但是他的记忆力仍然非常好，近80年的时间跨度里，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各种时间地点人物。给记者描绘出了在那烽火岁月中，上海一户普通家庭，7兄妹在母亲的支持下，在无数地下党员用生命的掩护下，走上抗日一线，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辉煌画卷。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尘封的历史往事中，寻找上海根脉里流淌的红色基因，汇聚起强大的城市精神力量，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非凡。
结束采访，精神仍然很好的郑国芳，不要人搀扶，也能慢慢独自走回家吃饭。他像大多数有过军旅生活的老兵一样，常年穿着绿色军裤，肩背迷彩挎包，身影消失在居所楼下的小花园尽头，走向楼道口那束暖黄色的沉静的光。
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