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是林风眠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段经历，由于种种原因，年谱中还处于模糊状态。为此， 笔者数次前往欧洲实地踏访，参阅档案史料与倾听口述，林风眠的艺术生涯初期脉络终于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还得感谢李金发，他留下的文字仍十分重要。以往研究者都视李金发与林风眠有私人恩怨，未能从中读出客观与中肯。
林风眠在梅州中学高中毕业，可以说少年时期是受过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化教育的，也具备扎实的中文根底，这一点比同时代大画家都不会逊色。他的早期绘画、墨迹、篆刻、信札与诗文，都说明这一点。这个基础也是日后中西调和艺术摸索成功必不可少的内因。梅县是侨乡，下南洋讨生活，历来是客家人习以为常的选择。梅州中学当时就有不少教师都曾留学日本，客观上拉近了学生们与世界的距离。林风眠身在山区，并不闭塞，乡村出现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印有外文插图的舶来品，让从小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林风眠也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催生了对海外的憧憬。
大时代的裹挟和个人的际遇，让一位农家子弟走出了山村。根据李金发的回忆，“到我们知道时已去了五批，约有四五百人，多是来自三山五岳的失学之辈，不问老幼，学问程度，只要筹得出300元大洋便可成行”。（李金发《浮生总记》，原载1964年10月至1966年4月马来西亚《蕉风》月刊第144-162期）林风眠赴法属于自费留学，跨出国门必须自筹资金300元，按当时林风眠的家境，是个天文数字，但林风眠的传奇人生也从此开始。出国之后，法华教育会有点补贴，非常有限，此外就是勤工俭学，还有毛里求斯族亲的资助（据说初期由旅居那里的族叔林汉先生牵头集资）。如果李金发是第六批的话，林风眠可能就是第七批了。林风眠离开梅县抵达上海至赴法前，“他在刘海粟那里读了很短的时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可以补习素描之类的西洋画法，也符合赴法勤工俭学的现实要求，为林风眠的履历补上了空白的一笔。
相对李金发的快言快语，林风眠惜言如金。他的历史，除了作品，其余的绝大部分只得由别人来书写。“数十年来他又不喜欢写文章作自我暴露狂如郁达夫一样，故他这一生的生活与出身背景，很少人知道得清楚，无怪乎以前xx晚报，捏造了一些他的生活情形。”事实的确如此，这也给研究者增加了澄清与纠正的难度。李金发几乎是林风眠留学全程的同行者、亲历者与知情人，他留下的关于林风眠留学的文字无疑成了历史遗珠，粒粒皆应细细品味。
林风眠的留学时间，从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搭乘二万五千吨法国邮轮奥德雷纳蓬号（Amdre le Bon)赴法，1920年1月28日抵达马赛港，直至1926年1月2日由马赛港搭乘爱纳克号轮回国，2月6日抵达上海，历时六年有余。这六年中，林风眠在枫丹白露中学和布鲁耶尔市立中学作短期的补习法文和西洋素描，入学国立第戎美术学院，之后问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画室，其间又游学德国。学业、创作、结社与参展之外，还经历了恋爱、失恋和二度婚姻，难怪有人对其有何时间学画提出质疑。但正是这跌宕起伏的六年成就了林风眠，奠定了“为艺术战”的基石。
开放、崭新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国内的娱乐、礼仪、饮食，在林风眠眼中，一切都在变。“在我们的水准看来，饮食已是上乘，天天有肉，如不够营养是会给法国学生家长攻击的。”从饥饿到营养，这是一个多大的跨度。干净的厨房，整洁的用具，带来的也不只是悦目与舒心，而且是现代文明的诸多启迪。一战之后，欧洲也面临贫困，但与国内相比，生存条件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李金发描写的：“早上咖啡牛奶下肚可告无罪，中饭一大盆旧面包和豆类煮的汤塞满一肚，然后有些肉类、青菜、点心，这就等于国内学生伙食的‘大菜’了。”对于穷孩子林风眠，青春加上能量，可以死去活来地爱，为失恋也可以“伏案痛哭”，甚至“爱无所托，声言他要自杀”。宣泄过后，身心得到解放。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林风眠的研究中反而被忽略了。
法华教育会提供的补贴有限，不断介绍留学生去工厂做杂工，由于不是技术工，存不了钱，干得又是笨重的体力活，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寓所，哪有精神读书。像林风眠这样能得到宗亲接济，坚持学下去的寥若晨星，所以他是极其幸运的。1971年12月8日他在上海看守所所写的自述中有这么几句：“一九一九年秋来上海，由当时上海的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初，到达法国，曾做过油漆工，后来由在南洋的族人资助进入巴黎国立最高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初到法国要先学语言。李金发说：“他（林风眠）平日没有外国语言的天分，故对外交涉事情，总是依赖我，他若被法人多问几句，则满面红霞，有若处女。”林风眠也曾对身边亲近的人多次说过：“那时法文字典都翻烂了，但就是学不好。”在巴黎采访时，曾听有人说自己读过林风眠的法文信，认为写得很好。是口语与书写的差别，还是其他原因？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写得很好”的信，是李丹妮上世纪70年代末为林风眠联系赛努奇博物馆举办画展时的代笔。
林风眠比李金发仅只迟几月（1920年4月）抵达枫丹白露市立中学，留下一帧集体合影，可能是林风眠踏上法国最早的照片。如果说第一年还是初识法国，补习法文适应法国，那么到了第戎国立美术学院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算是跨入了美术专业的门槛，只是，“除了校长之外，没有其他教员，那能不令人失望呢？与其说是学校，毋宁说是一个工场，法国大艺术家就在这样`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呀！”不管如何，这里还是留下了不少林风眠、李金发们的青春故事。“最可纪念的，那时我们提倡改换有俗气的名字，林凤鸣的改成风眠，文铮改为闻筝，纪标改成既漂，树华的改成树化，法武的改成未法无，当然我的名字也是改过的，成为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名。”林风眠、李金发与李树化的名字都沿用终生，他们后来都成了20世纪中国艺术界的代表人物。更有趣的是，“林风眠醉心法国艺人的风度，他亦开始留长发打大领结，以示与人有别”。李金发十分配合，还成了林风眠的御用理发师。那时杨西斯校长夫人为林风眠画的肖像，左上角就已有“林风眠”的中文大名，或许是最早启用“风眠”的佐证。这幅肖像，神情把握到位，是最为难得的林风眠肖像佳作。
林风眠的艺术成就离不开校长的点拨，杨西斯在林风眠踏入西方艺术大门的关键时刻就提醒他：“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李金发对林风眠的赞誉每每落在点上：“林风眠的人体速写，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比我高明得多。”“那时林风眠常常挟着粉笔画盒到郊外去写风景，着色颇有两手，校长及同学都甚为赏。”“林风眠则一味在博物馆里研究，无师自通，画些不朽之作。”林风眠自谓“有色之徒”，李金发所言，为其自述作了最为贴切的注释。
林风眠与李金发1921年春末到第戎美术学院，同年秋天就离开了，只有短短半年，但遇上杨西斯这位洋伯乐，可谓是最大收获。后经杨西斯引荐，两人又去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没有经过什么考试，李金发师从布谢学习雕塑，“林风眠则进了Gourmont（柯罗蒙）老教授门下。学校组织很松懈，自由不拘形式”。（《浮生总记》）李金发还提到，由于学校欺侮新生，而林风眠难以对付，此种困扰也成了他不上课的起因。如此说来，林风眠啃着冷面包在博物馆临摹，倒是因祸得福。
当时的巴黎是重大思潮和艺术活动集中之地。若干年后，笔者入住拉丁区的小旅馆，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周边穿街走巷，体验到了李金发笔下的温情：“我们起初在巴黎生活极力节俭，我和林风眠住在拉丁区同一个小旅馆里每一天吃平民饭，吃的多是公务员小市民，三角半左右一客，有红酒有肉类，每星期只能到中国餐馆去吃一次，这样节衣缩食，后来想想亦有点过火。我跟林风眠出入必偕，其他同乡虽多，我们还是比较志同道合，穿的衣服常常是一样，我每日上午到学校去，他则到博物馆或出外写风景，大家到了十一时半总是在小饭馆相会，吃得醉醺醺的回家小憩。下午则常到私营的写生室去作素描，那里有固定的模特儿，只收入场关劵……”1922年夏，他们移居“上议院前街的廉租房”。这破旧败落的街区，曾出没过福楼拜、莫泊桑、大小仲马、罗丹、笛卡尔等巨匠。林风眠与李金发亦孜孜不倦，毫无懈怠。专业之外的阅读，涉猎哲学美学、小说诗歌，十分广泛，特别喜欢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克鲁泡特金、斯宾塞等的著作，还有雨果的小说，拜伦、波德莱尔的诗作。李金发对诗歌的爱好也感染了林风眠，林风眠这时期的作品都有明显的以诗入画的倾向。
林风眠们是不安分的，在巴黎仅经年余，又赶赴德国。这次去柏林，是受同乡熊君锐之邀，除李金发外，还有林文铮、黄士奇，四人同行。20年代的留学，多数追求新知识和名师的指导，往往无意学籍、学历与学位，这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游学方式，也是林风眠所经历的。他无拘无束，不但邂逅了罗达，收获了爱情，而且厚积薄发，创作上有了井喷。曾有评论家认为，这是爱情的力量。经历欧风洗礼的林风眠，在德国迅速融入朝气蓬勃的艺术氛围，观摩现代主义与诸派艺术作品，创作了《柏林咖啡馆》《渔村暴风雨后》《白头巾》《平静》等光影交辉、笔触分明的作品。1904年，毕加索认识了热情的费尔南德·奥利弗，受到这段甜蜜爱情的滋养，大量使用明快、乐观的橘、粉红色系，由蓝色时期过渡到粉色时期。如果说费尔南德使毕加索创作激情勃发，同样，罗达的到来，也让年轻的林风眠冲向了第一个创作高峰。
命运注定林风眠在学生时期就要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回到巴黎后，日子并不平静，喜忧参半。1924年伊始，林风眠与林文铮发起组织霍普斯会（后改为海外艺术运动社），风起云涌。5月21日，林风眠以42幅作品（多为旅德作品及归法近作，其中油画作品14幅）参加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会上，初识蔡元培，得其赞赏。展会结束，蔡元培回到巴黎不久，偕同夫人周养浩去玫瑰别墅6号探访林风眠夫妇。不幸的是，初秋，罗达在分娩时染疾而逝，不久婴儿亦夭折。继祖父和父亲去世之后，林风眠又遭遇了亡妻失子的惨痛。他在当年10月1日致蔡元培的信中表达了悲哀中不沉沦的志向。此信也流露了彼此之间情义非同一般：“接来书及三百元，感谢感谢，记德之爱此生不忘。内人之坟墓现略既修饰，日光和暖时携花一束安放墓前，觉亦稍可自慰。……我们的生命，总不能永远相续，但学术的进化是由人类生命之创造一点一点增加上去的，因此我绝不悲欢……”
1925年春，林风眠振作精神参加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并担任评委。林文铮对林风眠作出了最具前瞻性的评论：“林风眠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天才艺术家，他自由地游弋于东西两种艺术传统之间。他有敏感和不安的心灵，东方的宁静不再能满足他，西方的烦躁和焦虑侵蚀着他，他无名的不安和生之欲望使他远离了中国的古人。”
蔡元培在中国馆看到《生之欲》，赞其：得乎技，进乎其道矣！再次高度评价林风眠作品的人文精神。蔡元培器重、关爱林风眠，一直是现代艺术史中的一个温馨篇章。当林风眠与法当结婚并迁居第戎城外乡下时，蔡元培偕夫人又不远千里前往探望，小住三天，还留下3000法郎。为什么蔡元培在众多的学子中青睐林风眠呢？这或许是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家眼光使然。林蔡二人的交游，不啻为现代艺术教育史上重材的典范。
林风眠与李金发没有经过考试，自然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注册学生名单中没有出现，传说一时的林风眠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证，可能还只是一张听课证。林风眠的留学生涯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支离破碎，但他的留学恰恰是全方位的，从学校至社会，又深入家庭，经历传奇，饱受磨砺，期间的思想启蒙和精神陶冶，更是受用一生。留学让林风眠走出山村，在法兰西感受西方文明，了解西方的艺术精神与形式技法，从中汲取灵感，成了取经西方的圣手。留学的最后两年，林风眠创办艺术社团，举办展览，这正是他回国参加艺术教育、进行艺术运动的预演。在他回国后，创办国立艺术院“黄金十年”的序幕便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