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到来之际，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扩建工程正在全力“冲刺”，据悉，扩建后的纪念馆，不仅整体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增至4000平方米，纪念馆馆藏也会不断丰富，预计展品将从原来的150件，扩容到上千件。
然而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是。建馆之初，这里一件史料也没有，只有寥寥几块展板讲述着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此外，馆长陈俭还一度苦于该将纪念馆的英文翻译成memorial hall（纪念馆）还是museum（博物馆）。直到纪念馆最早的一批参观者中有一位犹太老人给他出了主意：“你要相信我这个80多岁老太太的智慧。在英文中，纪念馆不是纪念死者就是纪念灾难的。但是在这里我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在这里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既然被称作博物馆，那陈列史料就变得十分有必要。然而，当时距离欧洲犹太难民为了逃离纳粹迫害初抵上海已经过去了约70年。能够反映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的史料已经所剩无几，大多数有价值的史料都被位于柏林、耶路撒冷、华盛顿等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纪念馆收藏保管。一些犹太难民手上还保留着部分史料，但这些东西往往对难民本人意义非凡，不愿意交到其他人的手中。
通过不懈的努力，纪念馆终于在2010年迎来了第一件展品，是一架在德国汉堡收获的竹制玩具黄包车模型。黄包车模型的主人是一位叫约瑟夫的犹太老人，约瑟夫1944年出生于上海，在这里度过了五年难忘的童年时光。在他的印象中，他有一位上海邻居以拉黄包车为生，这位邻居收工回家时，常常把约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上黄包车到街上兜风。黄包车成了他对上海印象最深的记忆。约瑟夫一直想回到虹口，看看马路上还有没有飞奔的黄包车。
▲约瑟夫捐赠的竹制玩具黄包车模型
纪念馆搜集史料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在国外办巡展的机会，从参展的观众中寻找线索。一些携带史料来参观的前难民们在观展后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纪念馆。部分拥有珍贵史料的老人虽然生前不舍得将它们捐出，但是会留下遗嘱，委托自己的子女或者朋友在自己死后将珍藏的上海记忆交给纪念馆。2014年8月，96岁的犹太老人露思在美国逝世，临终前她嘱托将5本老护照赠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露思的好友专程从旧金山飞到上海，将护照交给了纪念馆。这场“跨越生死”的史料捐赠，可以追溯到2009年，露思在纪念馆参观时，展示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的护照。1939年，正是持着这本护照，21岁的露思在天津入境，并在上海落脚，成为数万犹太难民中的一员。护照信息显示，1939年3月27日，柏林当局向露思签发证件，允许其离开德国。当年9月18日，护照扉页贴上了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具领证明，上面露思的姓名被写作康满，职业是商店职员。一个月后，露思来到当时唯一无需签证和经济担保就可进入的上海。
▲二战时期的德国护照
第二个史料搜集途径是从来到纪念馆参观的外国参观者身上寻找线索。在接待与上海犹太难民相关的游客时，纪念馆的志愿者会有心地记录他们的故事。若遇到犹太难民本人来访，志愿者会立即安排现场采访，请他们口述自己的逃亡经历和上海记忆；对于犹太难民的后代，志愿者也会请他们尽可能地谈谈自己的对那段历史的所见所闻。采访的全程都会做好录像，结束后会整合所搜集到的口述历史，并进行资料备份。若得知这些参观者还保存着当时的物件，志愿者往往会动员他们捐赠给纪念馆，并详细记录物品背后的故事。一些志愿者还会进行非制度性的回访，有的甚至和犹太难民及他们的亲人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就在今年2月14日，纪念馆接待了耶路撒冷密尔犹太经学院院长以撒?埃兹拉奇一行。他告诉志愿者，自己的岳父曾经在上海生活，还带来了他岳父在上海生活时寄给美国犹太救援组织的信，信封上还写着他们当时在上海的住址。令人惊奇的是，埃兹拉奇院长说他的夫人吉塔也是犹太难民，志愿者当场就征求同意，打了越洋电话，采访在耶路撒冷的吉塔。1941年，只有六岁的吉塔从立陶宛出发，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在日本辗转了半年后来到上海。吉塔在上海犹太学校学习，并在上海生活了六年，直到以色列建国前夕移居耶路撒冷。她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世界上没有比上海更好的避难所了。安全的避难所对犹太难民很重要。当时只有上海对犹太人开放。上海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并当场答应将自己在上海的学生证等物品捐赠给纪念馆。
第三个途径是各驻外使领馆、驻外机构等在获得线索后主动联系纪念馆。2015年，在悉尼有关方面的引荐之下，纪念馆方面在一家人家的车库里抢救出了40多件史料。据史料主人的子女回忆，这些东西父亲生前一直保存在车库里，询问史料的原委，父亲不愿意回答，但又舍不得扔掉。老先生去世后，这些史料终于在其子女的帮助下重见天日，其中包括当时在上海做生意所必须的文件，非常有历史价值。此外，纪念馆还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展开积极合作，共享了许多史料信息。
陈俭最难忘的一次获赠史料的经历是2013年，曾经在沪避难11年的犹太难民贝蒂同意将自己1948年在上海结婚时珍藏至今的婚纱捐给纪念馆。1939年，贝蒂跟随父母及亲友到上海避难。1948年，她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两人在和平饭店外的阶梯上第一次约会，几个月后就在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宴会。贝蒂当时穿的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制作婚纱的贡缎来自法国，婚纱上装饰着细腻的蕾丝，并绣着百合图案。贝蒂两位女儿结婚时穿的也是这件婚纱，从婆婆到贝蒂再到两个女儿，这件婚纱凝结了她们家三代人的情谊，具有传家宝的意义，也是上海留给贝蒂一家的重要纪念品，因此一开始贝蒂并不舍得捐赠。陈俭得知，1950年离开上海前往澳大利亚的贝蒂在香港中转时，曾对奢华的香港半岛酒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当时贫穷的贝蒂只能在门外看着，于是陈俭便把和她见面的地点安排在了上海半岛酒店，希望能说服她将这件婚纱捐给纪念馆。第二天，前难民们聚首在一个座谈会上聊到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和对这座城市的感恩。在那样的氛围下，贝蒂十分激动，当场就向媒体宣布将那件珍藏的婚纱捐给纪念馆。
▲贝蒂的婚纱
从历史价值上来说，纪念馆最重要的史料是一枚写有“通”的印章。这枚印章是日本人发给犹太人进出“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通行证，这枚小小的印章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日本人隔离犹太难民这一非人道行为的历史事实。不过，当时进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入口的标志牌现在仍被难民收藏着，纪念馆方面只能制作一块仿制品挂在展厅内，向来访者昭示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的罪恶。
▲进出“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通行证
▲仿制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入口标志牌
随着时间的推移，挖掘史料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不过，纪念馆最近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组史料——8100本犹太历史文化相关书籍。这组书籍是由82岁的犹太老人科特·威克先生捐赠的，历经13个月，从伦敦漂洋过海来到上海。1939年，年仅1岁半的科特为逃离纳粹迫害，跟随父母和他4岁的哥哥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在他印象中，上海是“安全之城”，他在这里有着太多的甜蜜回忆——每天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还可以去逛南京路、外滩，“上海人民给了我家人般的爱，一个非战时的犹太孩子可以有的，我在上海都有了”。1948年，科特一家离开上海前往英国伦敦定居，开始了对犹太相关书籍的收藏。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题材，还有不少记录犹太人在上海避难故事的书。新馆扩建设计方案专门为这批书定制了防虫防霉的樟木书柜，接下来纪念馆将对这些书进行分类，公众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借阅。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与部分藏书
陈俭介绍，纪念馆里有一面二战期间来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的名单墙，这面墙十多年来随着史料的浮现记录了越来越多的名字，而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纪念犹太大屠杀这段历史上独特的地位。全世界其他犹太人纪念馆纪念的都是这场浩劫的死者和悲哀的故事，只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纪念的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和获得拯救的故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故事的主人公除了在浩劫中生还的犹太人以外，还有同样饱受战争摧残，却仍然伸出援手的中国人。
▲科特在名单墙上找到了自己一家四口在上海避难期间用过的名字
摄影：孔韬 叶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