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科尔贝是“二战”史上真实存在的最伟大的间谍，直接关乎战争走向，与美国中情局的前身，与英国和苏联间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他为反纳粹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却长期被冠以“叛国者”的污名。
《诚实的间谍》是首部以世界头号间谍弗里茨·科尔贝为原型创作的间谍小说，是为这位英雄竖立的文学纪念碑。本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作者研究了大量资料，在真实还原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描绘科尔贝扭曲、痛苦又饱受争议的间谍生涯。可读性极强，令人手不释卷，更为了解“二战”史、纳粹德国史及间谍史提供了珍贵材料和新颖视角。
《诚实的间谍》
[德]安德烈亚斯·柯伦德著
朱刘华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你们知道弗里茨·科尔贝吗？”“你们听说过弗里茨·科尔贝吗？”“听到弗里茨·科尔贝这个名字，你们会想到什么？”——自从答应了责编顾小姐写篇译后记，我就试图借工作之便，向我所接触到的德国客人做过小小的调查。我分别向不同年龄的德国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令我失望的是，被问者都是一脸茫然。
“弗里茨·科尔贝？”“他是谁？”“没有听说过。”
于是我简略地给他们介绍弗里茨·科尔贝的故事，介绍《诚实的间谍》这本小说。
“听起来很有意思，”他们饶有兴趣地说，“回去一定看看。”
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我感觉其中存在一丝悲哀、滑稽和荒诞。
毕竟，手持德国护照的是他们，而弗里茨·科尔贝是德国人，是他们的同胞。由数千公里之外的我来向他们介绍他们同胞的故事，这是不是有点颠倒了？
事实上，正如是美籍华人张纯如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或档案学家发现了《拉贝日记》，使这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的作品重见天日，将科尔贝的故事公布于世的也不是他自己的同胞，而是《世界报》记者、法国人卢卡斯·德拉特。2003年，通过对不久前解禁的美军情报资料、德国外交部档案和在澳大利亚其子之处找到的科尔贝遗物进行遴选、分析，德拉特推出了一本科尔贝传记（由王立群、马中原等译成中文，中译本书名是《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于2006年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书次年被译成德文出版。至此，科尔贝的故事方在德国公开。同年，德国WDR电视台制作了纪录片《冷战新兵，华盛顿和克格勃》，德国RBB电视台也播出了由莱因哈德·约克希撰稿并导演、片长五十分钟的纪录片《不被喜欢的爱国者——弗里茨·科尔贝：反对希特勒的间谍》。这年9月，在“二战”结束近六十年之后，时任联邦德国外长的约施卡·费舍尔将德国外交部的一个厅命名为弗里茨·科尔贝厅，这算是德国官方对弗里茨·科尔贝的首次认可吧。自此，弗里茨·科尔贝才被德国外交部追认为抵抗战士，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里也终于有了对他的介绍。
那么，这位弗里茨·科尔贝到底是何许人呢？
弗里茨·科尔贝于1900年9月5日出生在柏林，最初在铁路部门工作，后通过夜校学习，于1925年进入德国外交部，曾先后在德国驻马德里、开普敦等地的领事馆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不得不离开南非，返回德国首都柏林，在负责外交部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间联络的特任大使卡尔·里特尔身边工作，从而有机会接触到纳粹德国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文件。
弗里茨·科尔贝反对纳粹，尤其是反对希特勒，他终生拒绝加入纳粹党，认为希特勒背叛了德国。与大多数德国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军官不同，科尔贝相信德国仅靠自身力量摆脱不了纳粹暴政。于是他利用出差机会，在瑞士伯尔尼联络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人杜勒斯。杜勒斯后来青云直上，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弗里茨·科尔贝功不可没。从1943年8月19日至1945年，弗里茨·科尔贝化名乔治·伍德，先后将一千六百份机密情报交给了美方。许多人从事间谍活动，要么为财，要么是受勒索不得已而为之。弗里茨·科尔贝两者都不是。第一，他是主动提供情报的；第二，他拒绝收取任何费用。他这么做的动机只有一个：对希特勒和纳粹的仇恨。当然，科尔贝也担心，“如果他继续至今的推翻希特勒的工作，战后会被德国的新领导层视作‘间谍’”。为此，他曾想组建一支三十至一百人的“民兵”队伍，协助美国伞兵发动突袭，占领帝国首都。但杜勒斯成功地说服他改变了主意。
据本书作者安德烈亚斯·柯伦德在中文版序言中介绍，他也是极其偶然地接触到弗里茨·科尔贝的故事的，它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诚实的间谍》一书就此诞生，并于2015年由潘德拉贡出版社推出。该小说取材于弗里茨·科尔贝的真实故事，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比如现实生活中科尔贝生有一子，在小说里则被改成了女儿。小说通过两名记者对隐居瑞士山区的主人公的采访，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果不是处于战争年代，弗里茨·科尔贝本会是一个恪尽职守、勤勤勉勉的外交官员。纳粹的暴行和惨绝人寰的计划唤醒了他作为普通公民的道德和良知，点燃了他心中的正义之火。为了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他利用工作之便，抄录纳粹政府的重要文件，送交美国情报机构。书中美、英、俄数国间谍纷纷登场，围绕弗里茨·科尔贝和他的情报，或跟踪，或绑架，或利诱，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紧张的谍战剧。全书以爱贯穿始终，对女儿的爱、对女友的爱、对友人的爱、对同胞的爱、对正义和公正的爱，衬托并凸显出主人公对纳粹和希特勒的痛恨。面对危险、屈辱和扭曲，弗里茨·科尔贝有过犹豫，有过彷徨，怀疑过自己的行为。最终是伟大的爱和父亲留给他的箴言给予了他精神的支撑：“做正确的事情，别害怕。”
译完此书，在崇敬弗里茨·科尔贝之时，我心头却也有种壅塞的感觉，愤懑之情挥之不去。我很想像书中的科尔贝一样，大声嘶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科尔贝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科尔贝冒着生命危险交给美方的情报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原因是对方觉得这些情报太好太真了，担心科尔贝是个双面间谍。我问自己，如果科尔贝的正直和诚实从一开始就获得信任，“二战”会不会是另一种走向？丧生在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会不会锐减？战争会不会更快更早地结束？可惜历史不能用“如果”这个橡皮擦来修改。那些所谓大人物的怀疑和决策性错误却要由小人物来买单。
更让我愤懑的是，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弗里茨·科尔贝都没能享受到他曾经为之奋斗的公正。他的担心不幸成真了：战后他想返回新成立的德国外交部重操旧业，却遭到原纳粹分子的种种阻挠。1951年初，苏黎世的《世界周报》转译了一家美国杂志里有关“乔治·伍德”的文章，更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外交部人事处负责人明确指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录用”科尔贝，科尔贝被当作叛国者，也得不到作为曾经的官员理应享有的过渡时期的补助。最终，科尔贝不得不背井离乡，在瑞士靠做电锯代理人维持生计。眼见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的新政府里如鱼得水，步步高升，曾担任纳粹政府东线外军处负责人的盖伦不仅主持成立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还于1968年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十字勋章，科尔贝却只收获了羞辱和排斥，怎能不让人感觉郁闷和失望？1971年2月，科尔贝在伯尔尼病逝，出席葬礼的仅有十多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三名代表。
另外，从南非乘船返回德国的途中，纳粹分子彼得森曾经询问弗里茨·科尔贝的姓名和住址。当时科尔贝自称住在“开姆尼茨，弗里茨街33号”。鉴于2018年8月底发生在开姆尼茨的德国极右暴力事件，我曾在邮件中就此地址询问作者。作者回答说，科尔贝当时想到这个地址纯属偶然。真的纯粹是偶然吗？我心中有个声音在问：偶然之中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必然呢？主人公弗里茨·科尔贝战后的际遇是不是答案的一个棱面？
感谢本书作者以小说形式为这位本不该被遗忘的无名英雄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时隔七十多年，杀戮还在发生，炮声还在轰响。译者唯愿更多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弗里茨·科尔贝的故事，并从中有所学，有所思，有所悟。
——《诚实的间谍》译后记，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