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世界的“吉普风波”就此爆发
1984 年7 月, 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刚刚拉开大幕, 时任国务委员兼经贸部部长的陈慕华访问美国, 顺访了美国著名的吉普车生产企业——美国汽车公司 (AMC) 。主人邀请陈慕华参观他们刚刚投产的XJ车型及派生的YJ系列车型, 也就是后来在中国风生水起的切诺基吉普车。2.5 升排量、四缸发动机的切诺基系列吉普车, 无论从设计还是技术上当时都算得上世界一流。陈慕华看了以后大为赞赏, 回国后派外资局长到全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公司了解情况, 希望北京吉普公司引进美国1983 年底刚刚投产的XJ系列吉普车。陈慕华还将美国汽车公司赠送给她的一辆宝石蓝色切诺基转送给北京吉普公司做样车。北京吉普公司对生产这种2.5 升排量、四缸发动机的吉普车很感兴趣, 为了能打开市场还派人征求国家各机关包括军队意见, 大家一致希望引进美国汽车公司最先进的XJ系统车型, 可作为高级公务车, 再经过国产化后搞第二代军车, 提升军用吉普车的操控性和舒适度。
1984 年10 月, 北京吉普公司特别董事会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特别董事会在合资企业战略发展上提出取消原来约定的联合设计, 今后产品方向为引进美国切诺基XJ技术, 车型定为BJ-X213。由于新车型对生产技术和配套厂家要求很高, 国内短时间内达不到技术标准, 所以董事会决定先采用CKD形式 (即整车拆散进入中国后再全部组装) , 以后在熟悉掌握美国汽车公司新技术后, 逐步实现国产化。
1985 年9 月26 号, 北京吉普公司第一批采用CKD形式组装的切诺基按计划提前五天下线剪彩, 开了美国境外生产切诺基的先河。陈慕华、段君毅、饶斌、焦若愚、张彭、张健民等领导参加了剪彩仪式。第一辆切诺基被命名为“北京Jee P”, 美国汽车公司买下了第一辆车赠送给北京市人民政府。
此事国内外媒体作了广泛报道, 美国底特律电视台当晚黄金节目时间里播发了这一新闻。此事还引来一位美国重量级政客访问中国并参观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 那就是美国副总统布什, 时间是1985 年10 月15日。这一天, 布什在外交部和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 兴致勃勃地来到中美合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参观了生产线并和员工合影。为了表示双方合作的诚意, 北京市政府将这辆具有重大意义的切诺基赠送给随布什来华访问的华盛顿市市长马利恩·巴利, 后来这辆车参加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大游行, 之后被收藏在华盛顿博物馆。
良好的开端让美方很是兴奋, 美方提出1986 年实现组装切诺基4000 辆, 1987 年达到7000 辆, 1988年实现1 万辆整车的计划。这当然是好事, 但美方不了解中国当时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 提高产量涉及外汇额度和进口许可证, 需要中国政府批准。而这时期由于国家外汇储备紧张, 国务院多次下文要求严格控制轿车进口, 其中也包括CKD (进口散件) 形式的组装轿车。轰动世界的“吉普风波”就此爆发。
美方总经理的信惊动中央高层，胡耀邦下指示
切诺基的第一批720 辆切诺基散件到达企业后, 三个多月就干完了。第二批散件1008辆按集装箱配置, 马上从美国装船运往中国。但中国国内的进口许可证、信用证、外汇、关税等并没有与合资合作的企业相匹配, 结果造成1008 辆切诺基的吉普散件堆在口岸无法通关。这不仅使美方在仓储、装卸、利息等方面造成严重损失, 还使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中美合资北京吉普公司“停工待料”。
1985 年11 月, 美国汽车公司远东部经理曲莫紧急来华, 谋求解决许可证问题, 但是未能如愿。美方人员回去以后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美国汽车公司准备“三停” ( 停止资本投入、停止技术转让、停止技术培训) 、“一撤” ( 撤走美方专家) 。这使得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上升到带有政治色彩的外交纠纷,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有些西方政客甚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停滞。
1986 年2 月初, 美国汽车公司副总裁、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克莱尔来到北京, 中方董事声明无权就许可证问题作出决定, 双方于是围绕国产化、技术改造、技术培训等问题谈了6 天, 但是许可证的问题还是没解决。2 月19 日, 美国汽车公司第三把手弗利副总裁来京, 在与中方会谈后, 他表示了对双方合作前途的担忧, 并提交了暂时停止经理部门各种投资预算的备忘录。
在几经讨论无果的情况下, 2 月21 日, 美国汽车公司董事长戴德瓦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表了“中国的切诺基要停产吗?”的文章, 对中方的态度表示不满, 称中方违反协议已经给美国方面造成了损失。随后该公司项目经理布鲁塞斯给中方发电文, 表示在问题没解决之前推迟北京吉普公司中方培训人员赴美时间。美方甚至向中方董事表示将停产6 个月, 并调回全部美国专家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合作纠纷作了大量报道。一时间, 北京吉普的CKD危机成为不断加温的国际事件。但在中国国内, 媒体的报道还不多, 事件还停留在企业和经济层面。美国汽车公司虽然在美国国内闹得很凶, 并出台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但他们也不想丢掉好不容易打开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当时担任北京吉普公司总经理的圣皮尔先生, 他真心想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公司。这是他的事业, 也是他的饭碗。
最关键的是, 圣皮尔先生比远在美国的同行更了解中国的国情, 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解决外汇额度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1986 年3 月14 日, 他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期盼中国最高层能够引起重视。他在信中写道:“合资企业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 初期时会面对巨大的挑战。我们是合资企业的先驱者之一, 所以首先遇到与合资企业有关的困难。我们失败的结果将对中国现存和未来的合资企业起非常消极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将难以承受这个合资企业失败给中国正在实行的开放与合资政策带来的冲击。”
圣皮尔先生的信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重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看了圣皮尔先生写给自己的来信后, 在一份内参上批示:“这件事要从维护我国对外关系的决策和信誉的高度来对待, 请经委帮助解决, 已合资的企业不要轻易使之倒闭。”
国务院领导人也对此事作了批示, 要求有关部门落实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精神, 认真处理好北京吉普出现的问题。国务院还责成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亲自负责处理此事。朱镕基接受委托后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 并于1986 年5 月8 日亲自约见美国汽车公司副总裁、北京吉普公司副董事长克莱尔。
朱镕基亲自督办，北京吉普风波终于尘埃落定
朱镕基对克莱尔说:“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北京吉普公司, 过去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从来都是讲究信誉遵守合同的, 北京吉普当前的困难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 在过去一年多里,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步子迈得很快, 由于经验缺乏摇晃了一下……至于主观原因, 是你们的经营战略未能适应这种变化, 你应该与中国同事们研究调整经营战略。”
朱镕基还对美国汽车公司单方面对美国媒体爆料表示不满:“我认为, 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 谈判中, 我们最好对媒体表示沉默, 等我们达成协议后, 再共同发布。”
克莱尔对朱镕基的约见表示感谢, 承诺美方不再单独对媒体发表意见, 并对最终解决问题表示有信心。
在朱镕基的亲自安排下, 克莱尔率团展开与中方有关部门的谈判。在谈判中, 美方主张北京吉普公司多装CKD形式的切诺基, 5 年组装4 万辆。中方表示,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 BJC自身又不能如期达到外汇平衡, 无力支付5.2 亿美元的CKD货款。美方代表团于是调低了组装切诺基的数量, 但是中方仍无法接受, 于是双方又继续谈判。
朱镕基自始至终关注着谈判进程, 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 要求要有耐心, 一定要谈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在朱镕基的直接指导下, 中美双方经过5 天5 夜的艰苦谈判, 5月13 日下午3 点, 终于达成到1990年, 北京吉普生产12500 辆CKD切诺基的协议。
至此, 北京吉普风波终于尘埃落定。当天, 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胡耀邦和朱镕基的名字也在很多报道中多次被提及, 尤其是朱镕基处理危机的魄力、能力及效率, 获得外媒的高度赞赏。
“吉普风波”虽然在中国高层介入下得到了妥善解决, 但“吉普风波”暴露了中国各级政府在外商投资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 尤其是法规、条例的缺失, 当遇到特殊问题时各级主管部门都不能有效地予以应对。朱镕基提出:必须尽快修订和出台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 因为不可能每件事都要高层出面予以协调。
胡耀邦总书记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吉普风波”处理的汇报时, 除了对朱镕基处理危机的能力表示赞赏外, 还对“吉普风波”本身作了反思。他说如果不是中央收到了吉普公司外方总经理的来信, 并及时采取了措施, “吉普风波”可能还在蔓延。胡耀邦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吸取教训,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在胡耀邦的建议下, 国务院经过调研, 很快出台和修改了20 多项关于促进合资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以适应合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新形势。从这个意义上看, “吉普风波”最终由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
——摘编自《党史博采》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