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叶坪乡东华山寺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若是了解中央苏区史的人定会心生疑惑，因为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两三个月，正是百废待举之时，而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却去古庙休养，着实令人费解。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当时的情况：“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红军的发展，为了苏区人民的幸福，在那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们的毛主席饥一餐，饱一顿，不辞劳苦地工作着……眼看着主席再这样工作下去，身体就可能支持不住，会有病倒的危险。”由此看来，毛泽东离岗休养是因为操劳过度累垮了身体，这确是实情。另外，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此前不久，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被无端批评为“狭隘经验论者”，还被指责执行“富农路线”，后又因阻止攻打赣州而遭到责难和孤立。毛泽东因此心力交瘁，身体日渐消瘦。吴吉清回忆说：“直到中央作出决定，要毛主席离开工作岗位‘休养’的时候，他才下了最大的决心说：‘遵照党的意见，找个地方吧！’”
但是，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吴吉清感叹道：“这一个多月，名义上说，主席是来东华山休养的，可实际上，这哪里是在休养啊！主席把这座古庙，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学校，变成了人民来访的接待处。”
在东华山，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暂时抛开了繁冗的政务和党内的纷争，静下心来分析和估量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形势，以及关注和揣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后，1932年1月28日又向上海闸北发起侵略战争，用飞机大炮轰炸淞沪一带，闸北、吴淞变为一片焦土，上海民众遭受极其残忍的屠杀。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残杀的人民和摧残的建筑不计其数，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仍在膨胀、侵略范围仍在扩张，他们继续侵扰沿海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轰炸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九一八事变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甚至在一·二八事变中，驻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
此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刚到东华山休养，他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介把目光聚焦到淞沪和东北等地，时刻关注中日战争态势的发展，越来越认定自己此前所作判断的正确性。在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上东华山的前些时日，他“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但是，当前一·二八事变的发展，更加让毛泽东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彻底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阴谋，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灭亡中华民族，势必引发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民族矛盾也因此会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不顾民族大义，不但不举起抗日旗帜，反而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极尽压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对日作战的淞沪兵士和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的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并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再施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施行出卖中国、出卖民族的丑恶行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面对国民党的软弱与无能，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会自觉发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可能会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起来秉持民族大义，自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领导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高举抗日旗帜，才是真正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力量。因此，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发表，这是中共成立以来，中国首次以国家中央政府的名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表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强硬立场，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多数人的呼声，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初步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的思想，《宣言》指出：“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这一号召虽然主要针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阶层，但它体现的统战思想为中共后来确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训令》依照《宣言》的抗日主张，部署了具体的抗日行动和斗争策略。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宣言》的号召下，中央苏区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运动逐渐深入到广阔的乡村，成立了很多反帝同盟组织。1934年7月，党还把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宣传抗日，把抗日主张落实为实际的抗日行动。《宣言》的抗日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坚定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
——摘编自《百年潮》2019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