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作者家中亲戚与周恩来的合影
【周恩来长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中，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生活的诸多细节。】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家有亲戚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住招待所。因为伯伯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通过卫士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当伯伯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伯伯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伯伯才说：“这就好！”
1959年初秋，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喔，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对七妈说：“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随后，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但有些嘴拙，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了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代：“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他去看望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其实，伯伯、七妈帮过的不止有亲属，还有许多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旧部旧识。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妻子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作者的父母，摄于1961年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午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后，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后来她深情地回忆说，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5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着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0.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经我手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伯伯的工资是400.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17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4万多元，由我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他们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伯伯对自己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不在意，不追求讲究，更反对奢侈，自己的工资还经常用在公事上。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上所有项目全部取得了冠军，伯伯为表示鼓励，自费宴请他们。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宣传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社会上影响很好，伯伯宴请剧组的同志们，在院子里散步时，两手报肩高兴地与他们边走边说：“我请你们吃饭。”七妈在旁提醒说：“恩来，这月你只剩下几毛钱了，还请客？”伯伯立即改口：“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啊！
像伯伯这样把自己的工资既用来补助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又用于公事，有时还需要动用七妈的工资，平心而论有哪个妻子能够接受得了呢？但七妈就接受了，并且自己也拿出工资来像伯伯一样做贡献。可以说，七妈对伯伯的理解与支持，无与伦比！古今中外何处寻？
*图文摘自金城出版社《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