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毛巾硬到擦破脸,周恩来:补补还能用-LMLPHP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作者家中亲戚与周恩来的合影

【周恩来长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中,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生活的诸多细节。】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家有亲戚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住招待所。因为伯伯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通过卫士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当伯伯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伯伯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伯伯才说:“这就好!”

1959年初秋,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喔,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对七妈说:“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随后,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但有些嘴拙,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了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代:“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他去看望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其实,伯伯、七妈帮过的不止有亲属,还有许多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旧部旧识。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妻子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破毛巾硬到擦破脸,周恩来:补补还能用-LMLPHP

▲作者的父母,摄于1961年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午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后,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后来她深情地回忆说,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5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着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0.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经我手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伯伯的工资是400.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17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4万多元,由我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他们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伯伯对自己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不在意,不追求讲究,更反对奢侈,自己的工资还经常用在公事上。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上所有项目全部取得了冠军,伯伯为表示鼓励,自费宴请他们。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宣传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社会上影响很好,伯伯宴请剧组的同志们,在院子里散步时,两手报肩高兴地与他们边走边说:“我请你们吃饭。”七妈在旁提醒说:“恩来,这月你只剩下几毛钱了,还请客?”伯伯立即改口:“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啊!

像伯伯这样把自己的工资既用来补助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又用于公事,有时还需要动用七妈的工资,平心而论有哪个妻子能够接受得了呢?但七妈就接受了,并且自己也拿出工资来像伯伯一样做贡献。可以说,七妈对伯伯的理解与支持,无与伦比!古今中外何处寻?

*图文摘自金城出版社《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09-08 1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