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字逐句读完了《相辉》，心里满满的。满满的人、事，充塞心头：过去和现在，见过和未见过，熟悉和不熟悉，听说和未听说过……还有那些复旦的建筑，三村四庄、南轩、奕住堂、登辉堂，燕园的小桥流水，空中回响着大声读外语的声音，周边那条窄窄的小河，河边在煤屑地跳跃奔跑的孩子们，这其中就有我……唉，无穷尽的回忆，在眼前穿梭。
在复旦，我，除去生命最初两年在重庆北碚时没有记忆的年月，在上海也有三段岁月。第一段，是五六岁时在国权路小学读书，那时住在庐山村。我们住十号，开门就是一座防空洞的小山包。这座小山包是我童年快乐的陪伴。拉着两边的草，三步两步就爬上了山顶，坐在蒲公英和不知名的野花中间，手里捧着一袋刚刚爆好的爆米花。从山顶望下去，还有来来往往的邻居，只要看见父亲的身影，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蹿下山去。
这个防空洞父亲带我躲过几次轰炸。那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时而还是有警报拉响。记得最清楚的就是1950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因为离得近，轰炸声很大。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挨着父亲，第二天才知我同桌的爸爸被炸死了。那次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实在不能想象没有父亲的家会怎样。
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她带着女儿住在校内，她的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我曾跟着同学到她校内的宿舍玩过。她很慈祥，脸部皮肤上的汗毛很密。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比如格林童话，还有许多民间传说，几乎每堂课后都讲，许多故事从她的口里流到我们心里，构成美妙的联想。因为这些故事，也因为她的和蔼，我们都特别喜欢她。
1947年在复旦大学宿舍楼庐山村10号家门口，
庐山村的后面是复旦农场，一天，小伙伴告知，农场要求大家去掰茭白。她约我同去。我从未去过农场，也不知茭白怎么掰，晚上，就跟着去了。一到那里，只见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许多人赤脚下到水里，他们手中拿着掰下的茭白，兴高采烈。我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赤脚下水，就蹲在一边看。回来时，同去的伙伴送我两支茭白，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不久，便是抗美援朝战争。大学校园一股争先恐后的火热的气氛，扩音喇叭从早到晚播送着“再见吧妈妈”的苏联歌曲，这首歌伴着我一路上下学。一天，我戴着学校奖励我的大红花回家，在国权路上遇到常来家里玩的父亲的学生，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父亲正在登辉堂（现在叫相辉堂）前的草坪上和学生一起照相呢。后来在父亲相册中见到这张照片，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多么温暖的笑容。
第二段岁月，随着父亲在沪江大学的工作结束，我又回到了复旦，又回到杨老师的班上。
这时父亲还没来得及跟我们一起搬家，就已经离沪，投身到赴朝慰问的工作中去。我和母亲被安排住进与庐山村对门的徐汇村，我们住八号，右边倒数第二排的第二家。徐汇村全是平房，布局非常规则，方方正正的，我们住在大大（方令孺）家的同一排，只是中间隔着一条宽宽的通路。
而大大此刻也不在家，她和我父亲一起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马上就过冬天了，妈妈很少回家，她天天在市内上班，复旦在郊区，交通不便。所以这段日子我跟保姆顾妈相依为命，我放学回家，她都在村口等我，远远便看见她胖胖的身影向我招手。
那是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天天早晨一个糍饭团充饥，中午是一碗蛋炒饭。对门的同学吴小吉每天天不亮就来叫我上学，她来时，我总是还没起床。我们背着书包急急地出门，急急地在国权路上奔跑，踩着冻硬的煤屑地奔跑到嘉陵村，学校就在村内。因为太早，总是在外面等开门——此刻正读到《相辉》182页，眼前突然看见小学的校舍，那房外一整排长廊，熟悉得令我心痛。
徐汇村门口第一家是幢很漂亮的大房子。它是一所幼儿园，院内有许多玩耍的设施，我们这些大孩子趁没人时会跨进去疯玩一场。我尤其喜欢站在那条长长的会前后摇动的铁座椅上，肆意摇动，好像火车开动一样。我更喜欢跳到围墙上，从村前跑到村后。那时的我，顽皮得就像野孩子一般。
之后，又隔几年，我回到复旦念书。那时，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已经失去健康的双腿，最疼我爱我的父亲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我开始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在燕园的小桥流水边，我天天与一位学阿拉伯语的女孩不期而遇。我完全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我们的大声朗读交叉在一起，她读她的阿拉伯语，我读我的英语。努力求知，是我当时唯一的心愿。
这时，庐山村已改名第一宿舍，那里，我找到我又一个家：全增嘏胡文淑的家。儿时，全伯伯是我家的紧邻，现在有了胡阿姨，后者的性格是如此大气豪放，令我如感受到父亲的气息。
我在他们家中，从没有外人之感。此后，看到、经历那么多的世态炎凉，更增加我对他们的怀念。
胡阿姨带我上父亲的朋友吴剑岚教授家去看腿。其实经历了那么多的病的磨难，我早已对痊愈不抱希望，但看胡阿姨那么热心，剑岚伯又热情相邀，我当然不能拂他们的意。剑岚伯的家就在庐山村对面，我们以前住过的徐汇村，现在改称第二宿舍。剑岚伯独自在家，家里简单得很，看完腿病还要留我们吃饭。胡阿姨见他家方桌上只有一盘高高堆起的菜，立刻拉着我走，一边说，回家吃饭去。与胡阿姨家的温暖相比，剑岚伯的家显得清净许多。
有一回我穿着头一天洗好还未干透的裤子去胡阿姨家，没想到被门口伸出的树枝钩破一个大口子，害得我好狼狈。进到家里，立刻脱下裤子缝补。那时候，衣服上打补丁司空见惯，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第二天胡阿姨上学校来找我，把一包东西塞到我手中：“今天上午到上海（那时把城里都叫上海）去，给你买了一块布料，可以做两条裤子，你拿回去找人做一做。”没等我反应过来，她说完就走了。我愣在那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胡阿姨高高胖胖，却心细如发。此刻，她把对父亲的情谊，倾注在我的身上。在他们家的一点一滴，那种由内心发出的关怀，我都幸福地聆受，都永远记在心头。
我与复旦的感情，当然源于我的父亲。在父亲靳以五十年的生命中，有十六年是在复旦度过的：在复旦求学，在复旦任教。就是后来调到市内工作，遇到休息日，只要有空，他也会拉着我像回娘家一样回复旦去看望老朋友。
读《相辉》，有一节写到复旦的壁报，标题是这样的：“壁报：曾经‘风花雪月’，更有‘刀光剑影’”。这令我想起父亲的散文《红烛》，此文就是先在学生壁报《文艺垦地》第一期刊载的。那是1941年1月，在复旦内迁的重庆黄桷树校区。父亲的许多学生告诉过我此事，因为他们喜欢父亲的这篇小文。然《红烛》在教务办公楼墙上只贴出一天，次晨便被特务学生剪走。当时，生性豪爽、爱打抱不平的父亲好友马宗融教授，为此事极为愤怒，还去责问学校训导处。此文后来多次收入父亲的散文集，还有以“红烛”为标题的散文集出版。
在父亲的相册中，有一张相对较大的照片，摄于1947年夏天，是父亲与复旦缪司社成员合影，背景的房柱上，清晰可见“南轩”两字。
靳以（第二排右起第五位）与缪司社合影，
在复旦的老建筑“南轩”前
在《相辉》一书中，我见到“南轩”的全貌。原来它曾经在燕园内，曾被称为“小红楼”。可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但照片定格了这段历史。
“缪司社”是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艺术门类的综合性的学生文艺团体。父亲当年被学生请作该团体的指导老师。2005年，“缪司社”的头领，当年复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程极明先生，给我寄来一本《缪司社友回忆录》，信里这样写道：“现寄上我们1947年级新闻系同学们的回忆录，我们缪司社的指导老师是靳以先生，所以我把此书送给你，使你可以了解我们这批32名同学的历史情况。估计你会感到兴趣。”
“回忆录”中还读到许多我以往不知的父亲的事，比如：“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起来以后，党总支又相继推动组织了教授会，由张志让、陈望道、章靳以三先生负责。”又如：“……我当时出头露面地工作，晚上住在宿舍里很不安全，上海又没有家，我是‘党团’的成员，而我们‘党团’每晚要碰头，汇集情况，研究工作。章靳以教授知道我的难处，就把他在庐山村的一幢两层楼的宿舍给我用。他也向当时他家阿姨宋妈交代，一切由程极明使用。宋妈晚上住在她丈夫的传达室里。因此，章先生的家，就成了我们‘党团’彻夜工作的地方。”
……
一张张的照片，一篇篇的回忆，记录了这些学生的青春灿烂。相辉堂前绿草如茵，学子如梭。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李登辉若在天有灵，当含笑九泉!
202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