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红军大学
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期间，除了忧心日本帝国主义对国土国人的践踏、忧心民族的危急存亡之外，还牵挂着正在攻打赣州的主力红军。而对于这次攻打赣州，毛泽东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也是他退隐东华山的一个原因。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来到瑞金接替了毛泽东而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的全面工作，尤其是主抓军事工作。当时，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来到中央苏区。由于他对赣州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明了，因此，他首先就攻打赣州问题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立即攻打赣州，他详细地向周恩来分析了赣州城的地理形势和国民党的军队分布；认为当前攻打赣州，红军容易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本来对攻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在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后，对苏区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估量，就立即致电中央，陈述红军目前攻打赣州尚有困难。但是，中共中央急于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因此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并于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周恩来是组织原则性很强的同志，为进一步商讨攻打赣州的问题，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然而未曾料想，中央局多数成员都执行中央的指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竟成了少数派；甚至还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责难声中上东华山休养的。
当然，毛泽东对此并未太过介怀，他更担忧的是攻打赣州的红军战士们的安危，在东华山休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忧虑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城墙高坚，易守难攻，敌军占尽地利，红军曾经五打赣州而未能攻破。而当务之急应该继续打“土围”、拔“白点”，这样既能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又能进一步赤化苏区、孤立赣州，置其于无用武之地，然后再图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这样才是积极而稳妥的办法。然而赣州城内外的虚实还未探明，就急于强攻，必然会吃亏的。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担忧不无道理，据担任这次攻赣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回忆：“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实情确是如此，守城的敌旅长马昆后来写过文章，说当时驻守赣州城的敌军共有1.8万人。这大大超过了我方估计的数量，况且赣州南之粤军、北之吉安敌军都虎视眈眈。彭德怀自述“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攻赣30来天，红军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其中红一师、红二师腹背受敌，情况非常危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立即指示，电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对策。
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一个多月，赣州前线的战事终于传来消息。3月上旬，毛泽东“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军情紧急，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因为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形与他预料的情况基本一致，我军急于攻城，未能采取积极的围城打援策略，攻城又不能速决，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消耗战。听了项英对前线战事的详细介绍，毛泽东并不慌乱，深思之后，他心中已有盘算——此时正有一把宝刀待试锋芒，这就是刚组建的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1932年2月中旬，红五军团已完成教育、整编工作，此时正是一试锋芒的时候。
毛泽东心中打定主意后，“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并且于当天晚上，带着警卫班日夜兼程，赶赴前线指挥部。据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萧劲光回忆，“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毛泽东就是这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怀着坚定信念，即使是在“休养”中，即使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当党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去，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