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2月起，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主持下，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平稳地进行了三次重大的组织机构调整和相应的人事变动，对自身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提议
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父亲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决定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次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党中央领导制度的第一步；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8月30日至9月1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9月10日，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建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以及陈永贵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又过了几个月，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邓小平认为应由年轻一些的同志直接进入领导第一线，并提议由我父亲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先后十次坚辞不就
我了解父亲，他热衷于思想理论宣传，渴望搞好经济建设，抑或也有过当教育家的梦想，他愿意做个好助手；但他从来没有“指点江山”的领袖欲望。所以，邓小平的建议是父亲难以接受的，他本能地推辞了。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中间休息时，父亲在勤政殿的走廊里企图最后说服别人支持他的意见。父亲说：“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好。”
这类话他在与邓小平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先后多次谈到过。父亲认为，党和国家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干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而对这一职务，父亲在会上会下坚辞不就，共达10次之多。
然而，在最后一次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用异常严肃的口气对父亲说：这是组织决定，党员必须服从！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父亲当时虽然也同意“根据这一段的工作来看，换人是势在必行”，但不赞成马上对人事做调整，建议等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做决定。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父亲诚恳地提出：“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就这样，人事问题定下来了。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父亲还是表示：“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我也不同意……小平同志曾经说，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是同意的，但是，当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做出了人事变动。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1，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会议决定：前两项建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全会选举父亲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等六位为副主席。
当选党中央主席谈三点意见
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6月29日下午，父亲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谈了他的三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我是在我们党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威望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合适……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哪里使？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接着，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摘编自《作家文摘》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