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星落云散的古代书仪 ——从戴姜福先生致启功先生的一件手札谈起-LM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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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手札(上图)今年5月间得于嘉德“浮光掠影——启功先生旧藏友朋书札”专场。作者戴姜福先生的声名可能不算显赫,但它却让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1988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只有两人的浮光掠影楼里光线暗淡,使得这间难得少客的屋子更显幽静。我拿着在废报纸上临写的《兰亭序》去向启功先生请教,记不清借由何种话头,他对刚入学不久的我谈起了早年往事。他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日子好过了,养育我的母亲和姑姑却不在了,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的妻子不在了,培育和提携我的老师也都不在了。所以现在有人要我去哪儿玩,有人要请我去吃饭,我都不敢去。看见好看的风景,看见好吃的东西,我心里都不得劲。”屋里虽然幽暗,仍能看见老先生眼里闪着的亮光。

后来读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记我的几位恩师》等文章,又读到启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启功口述历史》,更多了解启先生的平生遭际,也就更多明白他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里饱含的辛酸和沧桑。而他那段仓皇岁月里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戴姜福先生。

戴先生是启先生曾祖父溥良任江苏学政时的拔贡,入京后考中举人,在北洋政府下设的“评政院”任职,后转而去教家馆,同时教东单赵家的赵守俨和礼士胡同曹家的曹岳峻两位,启先生其时十六岁,到曹家随戴先生学习文史辞章,算是“附学”。

为什么只是“附学”,而不专请戴先生来家设馆从学呢?原因很简单,家境不许可。

启先生是雍正皇帝的九世孙,他的八世祖弘昼比哥哥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晚一个时辰出生,没能登上皇位。到了曾祖父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低到难以养家糊口,于是辞去封爵,下科场求功名,一举登第。他曾作江苏学政,戴先生就是他在任上选出的拔贡。祖父毓隆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

学官本属清水衙门,曾祖和祖父素又廉洁奉公,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做官。可是父亲恒同还不到20岁,在启先生一周岁时就因肺病去世了,家中无异于失去了顶梁柱。十岁那年,包括曾祖、祖父在内的五位亲人又接连去世,这使幼小的启先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母亲和发誓不嫁的姑姑一起担负起抚养这支独苗的重任,她们变卖家产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又幸得祖父的学生及时伸出援手,生活才算勉强维持。

这么一种情形之下,自然谈不上请戴先生来家设专馆教书了。

启先生从小受姑姑和祖父的启蒙,也读过一段私塾,入汇文中学读书,因为古文写得好,还被推选出来代表全年级写级史,但毕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遇到戴先生可就不一样了,戴先生不仅经史和文学修养极高,而且极善因材施教,针对启先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特别的培养方案。《记我的几位恩师》中深情地写道:

回忆自我二十二岁到中学教书以来直到今日,中间也卖过画(那只是“副业”),主要都在教古典文学,从一个字到一首诗、一篇文,哪个又不是从戴老师栽培的土壤中生出的幼芽呢?我这小小的一间房屋基础,又哪一筐土不是经过戴老师用夯夯过的呢?

明白了上面的背景,我们再回到戴姜福先生的这通手札,就容易掂出它沉甸甸的分量了。

元伯同研如晤:睽违稍久,闻有

清恙,未审

气体如何。秋意渐深,诸惟

珍重。承

饷凫酒,愧领铭谢。岁时变易多矣,惟此中秋无可假借,举杯邀月,无负良宵,谅必有同情也。此颂

侍祺,即希

雅照不宣。侍生福再拜,十四下午。

信只短短几行,但仍有几处可以稍作解释。

一是同研。研通砚,共用砚台,即同学的意思。

二是凫酒。鸭和酒的联称。古书中有鸡酒、鹅酒、羊酒,也都是同样的构词。史籍中凫酒一词用的似乎不多,不知是启先生真送了戴先生鸭和酒,还只是戴先生用它来代称酒菜——熟稔前清和民国掌故的中华书局老编审刘宗汉先生告诉我,当年人送礼少有单送酒的,都是酒菜一起送。

三是假借。给予、借出去的意思,引申为忽略、忽视。此亦刘宗汉先生所释。

四是不宣。古人书札结尾时的套语,与不一一、不尽意思差不多。

五是侍祺。写此信时,启先生已在辅仁美术专修科任教,承担着侍奉母亲和姑姑的重任,故有是语,就仿佛对从政者称勋祺,对学者称著祺。这是我的理解。

六是侍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这里引权威辞书《辞源》的解释:

侍生,明清时晚辈对前辈的自称。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清代翰林入馆后一科即称侍生或馆侍。对同辈行的妇女,也称侍生。又地方官拜乡绅,名帖上一般写侍生,表示尊重对方。

这下问题来了。戴先生不是启先生的恩师吗,为什么信末自署侍生?还有人问,称启先生同研,二人岂不成了同学?此信严格遵守了逢涉对方即提行另起以表尊重的平阙格式,老师对学生也需要这么做吗?

得手札后不数日,朋友因事聚聊。看来余热未消,大家谈到了这场拍卖,谈到了这件手札。话题集中在上述诸疑点上,偏偏手札结尾仅署一福字,信封仅署一戴字,所以有人推测它属于另一位姓戴名福或名某福的启先生的同学,是后人误归在戴先生名下了。他们还说知道不少人都在关注这件拍品,因有此疑故未出手。听得我一身冷汗——它差点就不属于我了!

是戴先生的手札,其实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启功口述历史》中配有插图,而书是在先生生前出版的!而且,一月后的第二场专拍中又出现了一件具戴先生全名的诗札,笔迹全同!

那么如何解释上述诸疑呢?其实上述诸疑也实可无疑!要讲清这一点,就得多说几句关于书仪的问题。

古人书札在结构、行款、称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格式,这种格式旧时称为书仪。结构指书札的各组成部分,如称谓及提称语、启禀语、颂词、本事、结束、祝语、署押及日期等。行款主要指所谓的“平阙”,即道及对方或自己有意示敬的对象时要提行顶格(称作“平出”)另起,或空一字至几字书写(称作“谨阙”)。极尊者还可以提行高抬(高出行端一字,称“单抬”,也有高出二至四字的“双抬”至“四抬”);又比如自称要小一号字靠右书写,所谓谦侧小书,等等;称谓,称对方用敬语,自指则用谦称,所谓外敬内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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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致笔者信全遵平阙式

但原则是笼统的,运用是灵活的,同一时代书仪的运用原有相当的复杂性,时代不同,随时变化的书仪对后人来说就更不容易理解。比如古时受信人名衔尊称在末行,授信人名姓和致敬语在首行,今天正好颠倒过来。古人谨守的“平阙”式,今天早不用了。古人的称谓与今天的差别同样很大。今人用“你”、“我”指彼此双方,用个“您”字就算有礼貌了。但古来书信很少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用了就显得简慢或无文。自称可视不同的情况,用不佞、仆、鄙人、在下、不才、贱躯等,称对方可用我公、我兄、台从、台驾、高明、方家、阁下、足下等。还有针对受信人身份的各类充满艺术性的名词,比如台湾大学汪中教授手札中的“文旆”。如果用第二人称“尔”、“汝”等字,不是写给子侄辈、情人就是在写檄文了。还有一类更麻烦,就是看起来好明白,用起来却易错。比如“老兄”、“仁兄”等尊称,“愚”、“仆”等谦称,都要用在比自己晚个一辈半辈的人身上,对长辈使用,本想恭敬,反成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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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先生致启功先生手札用“文旆”代第二人称,

“文斾”、“公”、“锦注”三处单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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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先生致笔者信提称语用“仁棣”,

北山老人长笔者58岁

这种书信格式上的讲究,不仅后人不容易明白,当时文化涵养不够的也容易犯糊涂。因此为了便于使用,历代都有人在编《书仪》。虽然失传的不少,也有留存下来的,如唐人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宋人司马光《书仪》等。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但书仪多变,可能还没等改朝换代就不具实用价值了,更不要说到了今天。我们举“足下”这一常用的提称语(称谓后表尊敬的缀语)来看。

二十余年前,蒙吴小如先生惠赠一巨册香港版大著《读书丛札》,扉页正中行书一行“刘石足下指正”。我一看就叹服老辈学者用语果然妥帖,因为“足下”正是长对幼、尊对卑、上对下的客气用语,谦虚中透着尊长的派头。但后来跟一位同样很钦佩吴先生的朋友提起,他却认为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都可用足下。这是不错的,清人梁章钜《称谓录》卷32就这么说,并举过不少先秦至六朝的书证。到了宋代的司马光,在《书仪》卷一中还说给尊官上书的起首语,“稍尊则云阁下,平交则云谨致书某位足下”。

吴先生1922年生人,长笔者四十岁有余,岂不是用错了提称语?可是熟悉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既很讲师尊威仪,又极具文史修养。因为具修养,所以不会错;因为讲威仪,所以不能错。何况,他还特别撰有《披书三叹》一文,公开批评过今人书信用语诸如“敬启”、“愚夫妇”之类的误用!

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有一段讨论古今音变的名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然。”音有转移,词义何尝不转移!比如“朕”字,在先秦是普通人的自称,秦始皇以后就成为皇帝的专属了。不能因为屈原使过,我们就跟着使。“骯髒”一词,至少汉时有正直的意思,现在谁敢轻易拿它来送人?西晋左思《悼离》诗称自己的妹妹“峨峨令妹”,后来“令”字只能用在对方家人的身上。那么,“足下”一词,先秦、秦汉到至少宋代是用于下对上和平交,后来却转移成上对下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有没有人不知而用、或知而故用旧用法的呢,当然会有,但也只能说他们是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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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致笔者信亦用“足下”称笔者

这种变化较集中地发生在什么时代,一时不能回答,现在电子检索便捷,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不太难。倒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既然一个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取哪一个时代的哪一种词义呢?

将这问题限制在所讨论的书仪范围,我向刘宗汉先生请教。刘先生说,明清之际书仪变化甚大,近现代以来以旧式书仪作书者,遵循的多为有清以降的书仪,不得以有清以前的用法来质疑有清以后所用,也不得沿用有清之前的书仪。比如,明人书札的祝颂语有用“千古”的,今天怎么用?

吴小如先生上举文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但他是把明清放在一块儿说的,认为“这种礼节性语言,愈到明清以后讲究愈多,比古代用法更为严格”。现在看来不仅是用法严格的问题,还要注意词义的变化。如今明清名贤书札影印出版者甚多,有心者可以去印证二位先生说法的准确性,这将极有助于我们正确阅读前人的书札。拿书札常用结束语“不宣”来说,唐人杜友晋《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明云:“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伏愿珍重等语,通施尊长。”前引司马光《书仪》同条也说“不宣某顿首再拜”用于尊官。戴老先生却施用于学生,是这位“学问非常全面”(《启功口述历史》语)的老拔贡和老翰林用错了吗?只能说晚近以来,这个词儿的施用对象转移了!

古人的确很讲礼仪,但同时也很讲身份,讲礼仪而不失身份,那礼仪就得讲得合规而得体。这些礼仪对当时的学问人来说是一种常识,不待死记硬背。记入《书仪》的不过是礼仪中最刚性最显性的部分,还有许多柔性、隐性的想记也记不全,时过境迁的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只能靠多读古人留下来的书札,观其实例,细细体味。比如,我们会发现尊长给晚辈写信,多将对方抬高一辈(或者说是将自己降低一辈),戴先生手札的“同研”之称即为一例。尊长称晚辈为兄而自署称弟,这是常格,完全不能由此推导出诸如尊长有求于晚辈,或对晚辈特别器重之类的结论。如果尊长自称兄,称晚辈为弟,不是年龄悬殊,就是因关系非常密切而减少了一些客套。同样,平交而自矮一辈署押也极常见,并不出格。启功先生少钟敬文先生仅九岁,实为同事、好友和前后楼的近邻,为其书写寿联时却自署“后学启功”。黄苗子少启先生仅一岁,却称启先生为“吾师”。所以,戴先生给学生启元白写信自亦可遵平阙之书仪,很合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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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致启功先生信款署“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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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先生手札以“吾师”称启功先生

现在可以回到“侍生”这个问题了。戴姜福先生自署“侍生”,如同吴小如先生呼笔者“足下”,不可能是误用,也不会是过谦,也不会像有的朋友推测的那样,是戴先生以启先生曾祖门生的身份而用,或戴先生是以前朝遗老的身份称作为宗室的启先生。既然戴先生用了,我们就敢断言,《辞源》中“晚辈对前辈的自称”的释义至少不完整。另一种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中补充的一句“平辈之间亦有谦称侍生的”,就非常重要,根据这句话,再根据我们上面说的平交而自矮一辈谦称,这个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了。

约定俗成的行款格式、语言辞汇和表达方式,会被一定时段内的人们共同遵守,但既成套式,其原有的称扬、祝颂、思念、自谦功能就不知不觉地弱化了。比如人们一般不会自称“笔墨恶劣”,却可以随便地说出“涂鸦”、“覆瓿”,因为这已经成为谦词套语。谁都知道这是谦词套语,说者听者都不会拿它当真;“久疏音候,时怀渴想”,保不定多少年没有想起过;“蒙惠宏著,获益殊深”,很可能连塑料封膜都没有拆除,也没打算拆除。作书者自称“弟”或“后学”,受信者决不会就此认定自己是兄和前辈。

但如果对套语性质、书仪功能理解未能深透,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我曾以俚句夸赞一位院士的诗,其中有“反观我所为,直堪糊窗牖”两句,院士坚持要我删去这两句。有些讲旧礼的老辈学人,有信必复,每复必赞,甚至通篇皆赞,其实不妨看作通篇都是套语,却有一些人不明就里,到处炫示,洋洋自得,徒增笑柄。还有的人临纸而书,过于矜持,惜用敬语和谦词,不知不觉间失了礼节……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去细究一下星落云散的古代书仪,还不是一件过于无聊的事。

戴姜福先生这件尺牍写在朱丝栏八行笺上,内容是叙睽违、问疾病、谢惠物、叹流光,这正是魏晋以降历代士人尺牍的雅格。其书法为典型的文人馆阁体,结构平正,用笔省净,用尖笔写方阔字,上追欧阳修、曾巩之体,旁近王国维、傅增湘之风,书卷气足,风规高远。启先生曾言夫子之书是学问之书,自己的书法不及夫子之万一。这固然是启先生对恩师的情感流露,也未必不可以说明戴先生书法的不同流俗。

09-14 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