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手札（上图）今年5月间得于嘉德“浮光掠影——启功先生旧藏友朋书札”专场。作者戴姜福先生的声名可能不算显赫，但它却让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1988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只有两人的浮光掠影楼里光线暗淡，使得这间难得少客的屋子更显幽静。我拿着在废报纸上临写的《兰亭序》去向启功先生请教，记不清借由何种话头，他对刚入学不久的我谈起了早年往事。他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日子好过了，养育我的母亲和姑姑却不在了，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的妻子不在了，培育和提携我的老师也都不在了。所以现在有人要我去哪儿玩，有人要请我去吃饭，我都不敢去。看见好看的风景，看见好吃的东西，我心里都不得劲。”屋里虽然幽暗，仍能看见老先生眼里闪着的亮光。
后来读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记我的几位恩师》等文章，又读到启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启功口述历史》，更多了解启先生的平生遭际，也就更多明白他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里饱含的辛酸和沧桑。而他那段仓皇岁月里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戴姜福先生。
戴先生是启先生曾祖父溥良任江苏学政时的拔贡，入京后考中举人，在北洋政府下设的“评政院”任职，后转而去教家馆，同时教东单赵家的赵守俨和礼士胡同曹家的曹岳峻两位，启先生其时十六岁，到曹家随戴先生学习文史辞章，算是“附学”。
为什么只是“附学”，而不专请戴先生来家设馆从学呢？原因很简单，家境不许可。
启先生是雍正皇帝的九世孙，他的八世祖弘昼比哥哥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晚一个时辰出生，没能登上皇位。到了曾祖父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低到难以养家糊口，于是辞去封爵，下科场求功名，一举登第。他曾作江苏学政，戴先生就是他在任上选出的拔贡。祖父毓隆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
学官本属清水衙门，曾祖和祖父素又廉洁奉公，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做官。可是父亲恒同还不到20岁，在启先生一周岁时就因肺病去世了，家中无异于失去了顶梁柱。十岁那年，包括曾祖、祖父在内的五位亲人又接连去世，这使幼小的启先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母亲和发誓不嫁的姑姑一起担负起抚养这支独苗的重任，她们变卖家产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又幸得祖父的学生及时伸出援手，生活才算勉强维持。
这么一种情形之下，自然谈不上请戴先生来家设专馆教书了。
启先生从小受姑姑和祖父的启蒙，也读过一段私塾，入汇文中学读书，因为古文写得好，还被推选出来代表全年级写级史，但毕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遇到戴先生可就不一样了，戴先生不仅经史和文学修养极高，而且极善因材施教，针对启先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特别的培养方案。《记我的几位恩师》中深情地写道：
回忆自我二十二岁到中学教书以来直到今日，中间也卖过画（那只是“副业”），主要都在教古典文学，从一个字到一首诗、一篇文，哪个又不是从戴老师栽培的土壤中生出的幼芽呢？我这小小的一间房屋基础，又哪一筐土不是经过戴老师用夯夯过的呢？
明白了上面的背景，我们再回到戴姜福先生的这通手札，就容易掂出它沉甸甸的分量了。
元伯同研如晤：睽违稍久，闻有
清恙，未审
气体如何。秋意渐深，诸惟
珍重。承
饷凫酒，愧领铭谢。岁时变易多矣，惟此中秋无可假借，举杯邀月，无负良宵，谅必有同情也。此颂
侍祺，即希
雅照不宣。侍生福再拜，十四下午。
信只短短几行，但仍有几处可以稍作解释。
一是同研。研通砚，共用砚台，即同学的意思。
二是凫酒。鸭和酒的联称。古书中有鸡酒、鹅酒、羊酒，也都是同样的构词。史籍中凫酒一词用的似乎不多，不知是启先生真送了戴先生鸭和酒，还只是戴先生用它来代称酒菜——熟稔前清和民国掌故的中华书局老编审刘宗汉先生告诉我，当年人送礼少有单送酒的，都是酒菜一起送。
三是假借。给予、借出去的意思，引申为忽略、忽视。此亦刘宗汉先生所释。
四是不宣。古人书札结尾时的套语，与不一一、不尽意思差不多。
五是侍祺。写此信时，启先生已在辅仁美术专修科任教，承担着侍奉母亲和姑姑的重任，故有是语，就仿佛对从政者称勋祺，对学者称著祺。这是我的理解。
六是侍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这里引权威辞书《辞源》的解释：
侍生，明清时晚辈对前辈的自称。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清代翰林入馆后一科即称侍生或馆侍。对同辈行的妇女，也称侍生。又地方官拜乡绅，名帖上一般写侍生，表示尊重对方。
这下问题来了。戴先生不是启先生的恩师吗，为什么信末自署侍生？还有人问，称启先生同研，二人岂不成了同学？此信严格遵守了逢涉对方即提行另起以表尊重的平阙格式，老师对学生也需要这么做吗？
得手札后不数日，朋友因事聚聊。看来余热未消，大家谈到了这场拍卖，谈到了这件手札。话题集中在上述诸疑点上，偏偏手札结尾仅署一福字，信封仅署一戴字，所以有人推测它属于另一位姓戴名福或名某福的启先生的同学，是后人误归在戴先生名下了。他们还说知道不少人都在关注这件拍品，因有此疑故未出手。听得我一身冷汗——它差点就不属于我了！
是戴先生的手札，其实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启功口述历史》中配有插图，而书是在先生生前出版的！而且，一月后的第二场专拍中又出现了一件具戴先生全名的诗札，笔迹全同！
那么如何解释上述诸疑呢？其实上述诸疑也实可无疑！要讲清这一点，就得多说几句关于书仪的问题。
古人书札在结构、行款、称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格式，这种格式旧时称为书仪。结构指书札的各组成部分，如称谓及提称语、启禀语、颂词、本事、结束、祝语、署押及日期等。行款主要指所谓的“平阙”，即道及对方或自己有意示敬的对象时要提行顶格（称作“平出”）另起，或空一字至几字书写（称作“谨阙”）。极尊者还可以提行高抬（高出行端一字，称“单抬”，也有高出二至四字的“双抬”至“四抬”）；又比如自称要小一号字靠右书写，所谓谦侧小书，等等；称谓，称对方用敬语，自指则用谦称，所谓外敬内谦。
启功先生致笔者信全遵平阙式
但原则是笼统的，运用是灵活的，同一时代书仪的运用原有相当的复杂性，时代不同，随时变化的书仪对后人来说就更不容易理解。比如古时受信人名衔尊称在末行，授信人名姓和致敬语在首行，今天正好颠倒过来。古人谨守的“平阙”式，今天早不用了。古人的称谓与今天的差别同样很大。今人用“你”、“我”指彼此双方，用个“您”字就算有礼貌了。但古来书信很少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用了就显得简慢或无文。自称可视不同的情况，用不佞、仆、鄙人、在下、不才、贱躯等，称对方可用我公、我兄、台从、台驾、高明、方家、阁下、足下等。还有针对受信人身份的各类充满艺术性的名词，比如台湾大学汪中教授手札中的“文旆”。如果用第二人称“尔”、“汝”等字，不是写给子侄辈、情人就是在写檄文了。还有一类更麻烦，就是看起来好明白，用起来却易错。比如“老兄”、“仁兄”等尊称，“愚”、“仆”等谦称，都要用在比自己晚个一辈半辈的人身上，对长辈使用，本想恭敬，反成失礼。
汪中先生致启功先生手札用“文旆”代第二人称，
“文斾”、“公”、“锦注”三处单抬
施蛰存先生致笔者信提称语用“仁棣”，
北山老人长笔者58岁
这种书信格式上的讲究，不仅后人不容易明白，当时文化涵养不够的也容易犯糊涂。因此为了便于使用，历代都有人在编《书仪》。虽然失传的不少，也有留存下来的，如唐人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宋人司马光《书仪》等。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但书仪多变，可能还没等改朝换代就不具实用价值了，更不要说到了今天。我们举“足下”这一常用的提称语（称谓后表尊敬的缀语）来看。
二十余年前，蒙吴小如先生惠赠一巨册香港版大著《读书丛札》，扉页正中行书一行“刘石足下指正”。我一看就叹服老辈学者用语果然妥帖，因为“足下”正是长对幼、尊对卑、上对下的客气用语，谦虚中透着尊长的派头。但后来跟一位同样很钦佩吴先生的朋友提起，他却认为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都可用足下。这是不错的，清人梁章钜《称谓录》卷32就这么说，并举过不少先秦至六朝的书证。到了宋代的司马光，在《书仪》卷一中还说给尊官上书的起首语，“稍尊则云阁下，平交则云谨致书某位足下”。
吴先生1922年生人，长笔者四十岁有余，岂不是用错了提称语？可是熟悉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既很讲师尊威仪，又极具文史修养。因为具修养，所以不会错；因为讲威仪，所以不能错。何况，他还特别撰有《披书三叹》一文，公开批评过今人书信用语诸如“敬启”、“愚夫妇”之类的误用！
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有一段讨论古今音变的名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然。”音有转移，词义何尝不转移！比如“朕”字，在先秦是普通人的自称，秦始皇以后就成为皇帝的专属了。不能因为屈原使过，我们就跟着使。“骯髒”一词，至少汉时有正直的意思，现在谁敢轻易拿它来送人？西晋左思《悼离》诗称自己的妹妹“峨峨令妹”，后来“令”字只能用在对方家人的身上。那么，“足下”一词，先秦、秦汉到至少宋代是用于下对上和平交，后来却转移成上对下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有没有人不知而用、或知而故用旧用法的呢，当然会有，但也只能说他们是用错了！
启功先生致笔者信亦用“足下”称笔者
这种变化较集中地发生在什么时代，一时不能回答，现在电子检索便捷，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不太难。倒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既然一个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取哪一个时代的哪一种词义呢？
将这问题限制在所讨论的书仪范围，我向刘宗汉先生请教。刘先生说，明清之际书仪变化甚大，近现代以来以旧式书仪作书者，遵循的多为有清以降的书仪，不得以有清以前的用法来质疑有清以后所用，也不得沿用有清之前的书仪。比如，明人书札的祝颂语有用“千古”的，今天怎么用？
吴小如先生上举文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但他是把明清放在一块儿说的，认为“这种礼节性语言，愈到明清以后讲究愈多，比古代用法更为严格”。现在看来不仅是用法严格的问题，还要注意词义的变化。如今明清名贤书札影印出版者甚多，有心者可以去印证二位先生说法的准确性，这将极有助于我们正确阅读前人的书札。拿书札常用结束语“不宣”来说，唐人杜友晋《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明云：“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伏愿珍重等语，通施尊长。”前引司马光《书仪》同条也说“不宣某顿首再拜”用于尊官。戴老先生却施用于学生，是这位“学问非常全面”（《启功口述历史》语）的老拔贡和老翰林用错了吗？只能说晚近以来，这个词儿的施用对象转移了！
古人的确很讲礼仪，但同时也很讲身份，讲礼仪而不失身份，那礼仪就得讲得合规而得体。这些礼仪对当时的学问人来说是一种常识，不待死记硬背。记入《书仪》的不过是礼仪中最刚性最显性的部分，还有许多柔性、隐性的想记也记不全，时过境迁的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只能靠多读古人留下来的书札，观其实例，细细体味。比如，我们会发现尊长给晚辈写信，多将对方抬高一辈（或者说是将自己降低一辈），戴先生手札的“同研”之称即为一例。尊长称晚辈为兄而自署称弟，这是常格，完全不能由此推导出诸如尊长有求于晚辈，或对晚辈特别器重之类的结论。如果尊长自称兄，称晚辈为弟，不是年龄悬殊，就是因关系非常密切而减少了一些客套。同样，平交而自矮一辈署押也极常见，并不出格。启功先生少钟敬文先生仅九岁，实为同事、好友和前后楼的近邻，为其书写寿联时却自署“后学启功”。黄苗子少启先生仅一岁，却称启先生为“吾师”。所以，戴先生给学生启元白写信自亦可遵平阙之书仪，很合仪轨。
陈垣先生致启功先生信款署“弟”字
黄苗子先生手札以“吾师”称启功先生
现在可以回到“侍生”这个问题了。戴姜福先生自署“侍生”，如同吴小如先生呼笔者“足下”，不可能是误用，也不会是过谦，也不会像有的朋友推测的那样，是戴先生以启先生曾祖门生的身份而用，或戴先生是以前朝遗老的身份称作为宗室的启先生。既然戴先生用了，我们就敢断言，《辞源》中“晚辈对前辈的自称”的释义至少不完整。另一种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中补充的一句“平辈之间亦有谦称侍生的”，就非常重要，根据这句话，再根据我们上面说的平交而自矮一辈谦称，这个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了。
约定俗成的行款格式、语言辞汇和表达方式，会被一定时段内的人们共同遵守，但既成套式，其原有的称扬、祝颂、思念、自谦功能就不知不觉地弱化了。比如人们一般不会自称“笔墨恶劣”，却可以随便地说出“涂鸦”、“覆瓿”，因为这已经成为谦词套语。谁都知道这是谦词套语，说者听者都不会拿它当真；“久疏音候，时怀渴想”，保不定多少年没有想起过；“蒙惠宏著，获益殊深”，很可能连塑料封膜都没有拆除，也没打算拆除。作书者自称“弟”或“后学”，受信者决不会就此认定自己是兄和前辈。
但如果对套语性质、书仪功能理解未能深透，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我曾以俚句夸赞一位院士的诗，其中有“反观我所为，直堪糊窗牖”两句，院士坚持要我删去这两句。有些讲旧礼的老辈学人，有信必复，每复必赞，甚至通篇皆赞，其实不妨看作通篇都是套语，却有一些人不明就里，到处炫示，洋洋自得，徒增笑柄。还有的人临纸而书，过于矜持，惜用敬语和谦词，不知不觉间失了礼节……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去细究一下星落云散的古代书仪，还不是一件过于无聊的事。
戴姜福先生这件尺牍写在朱丝栏八行笺上，内容是叙睽违、问疾病、谢惠物、叹流光，这正是魏晋以降历代士人尺牍的雅格。其书法为典型的文人馆阁体，结构平正，用笔省净，用尖笔写方阔字，上追欧阳修、曾巩之体，旁近王国维、傅增湘之风，书卷气足，风规高远。启先生曾言夫子之书是学问之书，自己的书法不及夫子之万一。这固然是启先生对恩师的情感流露，也未必不可以说明戴先生书法的不同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