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所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开篇即写：“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以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杜甫是独一无二的。”开宗明义，在一个更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明确了杜甫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洪业这本著作的前身，是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讲“杜诗与历史”，学生和同行们都认为洪先生以他独特的讲法“介绍杜甫于天下”，是很有价值的。这促使他写出一本目标读者“并非汉学专家”的杜甫传记，用诗人的374首作品铺展开他一生的故事和他所在时代的画卷。
并不是BBC的纪录片让杜甫 “破圈”成为全球网红。事实上，西方学子和文学爱好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通过洪业的著作了解这位生活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读者里就有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后来的BBC纪录片主持人迈克尔·伍德。他怀着感情制作了一部有关杜甫的纪录片——这部一夜间成为爆款的纪录片，一字不差地借用了洪业著作的名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对杜甫的研究，是热度从未消退的“显学”
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这首诗的最后写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好诗”的“意”在人间会跨越接受屏障。BBC的纪录片试图呈现的不是西方如何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发现”杜甫，而是这个伟大诗人许久以来的传阅率和接受率，远超出“故乡人”和“他乡人”的想象。
学者宇文所安在纪录片《杜甫》中屡次出镜，其实，在影片筹拍阶段，宇文所安翻译的《杜甫诗集》在2016年出版。2018年，这位当代汉学大家从哈佛大学荣休时，据在场的陈引驰回忆：“有两桌是有名字的，一桌是李白桌，一桌是杜甫桌。”时间倒推到1950年，洪业出版《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冯至先生在国内出版了《杜甫传》，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出版了《杜甫私记》，以至于在汉学界，1950年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再往前推，北美最大的教育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在1929年和1934年先后出版了劳伦斯埃斯科关于杜甫的两部专著：《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和《一个中国诗人的旅行，江湖客杜甫》。
西方世界对杜甫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传教士钱德明用法语撰写的《杜甫传》被认为是最早把杜甫介绍到欧洲的专文。这篇传记名义的文章，带着浓重的虚构色彩，有诸多作者自由发挥的细节远离史实。尽管原书已绝版，但其出版后一百多年里的西方学者要研究杜甫时，总要直接间接地引用钱德明，甚至连翟理斯这样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名人大辞典》里述及杜甫的部分，也照抄钱德明。
第一篇系统介绍杜甫的文字是元稹为他写的墓志铭，那是在公元813年，元稹接受杜甫孙子的委托，当时距离杜甫去世已经四十多年。元稹写道：“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文字对杜甫在文体上的建树论述周全，而文中关于他生平的重要事实——比如最基本的生卒年份——都遗漏了。对杜甫生卒年份的考据，持续了几百年；第一版杜诗全集的编纂要到他死后270年；对杜甫文集的整理出版从1069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667年，确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包括1457首诗和32篇文章。
追溯杜甫的生平和创作脉络是艰难的，对诗人经历和对他诗作的理解，在漫长的1000多年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所以洪业戏称自己的专著“一半迎神，一半打鬼”。他不满于围绕杜甫论述的诸多谬误，他也坚持，只有尽可能准确地了解诗人创作的时间、地点和史实，才可能正确地理解杜诗，因为，“杜甫乐于用最精简的辞句讲述最丰富的事物，我们欣赏其信息的完整前，不得不想象一个背景，补充遗失的线索。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某些诗篇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将毫无意义，而某些诗篇则能帮助我们补充重要的史实，纠正唐史记载中让人困惑的讹误。”
“知人论世”和“兴观群怨”
作为史学家的洪业和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诗人冯至，两人在几乎同时出版了有关杜甫的传记。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冯至的《杜甫传》是在不同地域和读者群中，接受度很高的两本杜甫传记，两者之间构成了非常奇妙的对照和互补。面对杜甫留下的“诗史”，洪业虽出于私人的阅读经历和战乱年代从杜诗中获取的特殊情感体验，但他所持的是史家视野，书写“围绕着诗的史”，从史料的迷宫里觅出一条方向清晰的小径。冯至更多以诗人和诗人之间跨越时空的相惜，写出“从史中诞生的诗”，他搜罗信史支离破碎的片段，重构了一首荡气回肠的以诗人为主题的叙事诗。
孟子读诗，强调“知其人” “论其世”，《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恪守的写作信念正是“知人论世”，洪业以勘误和考古的努力，一次次回到杜甫写作的现场，尝试着唤回杜甫身处的离乱时代——年迈昏聩的帝王，深陷党争的皇子和大臣，各怀鬼胎的节度使，虎视眈眈的外族，以及整个国度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流离失所。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贫困的诗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几乎没有机会出现在时代的舞台上，但是在写作中，他“占有”了整个时代。
孔子在《论语·阳货》里给出这样的论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此，“兴观群怨”成为文学鉴赏的准绳，这也是流淌在冯至《杜甫传》中的修辞意趣。诗人写诗人，便从同为写作者的理解，深入了诗人的内部视角。冯至的写作“力求每句话有根据，不违背历史”，却在历史触角所不及处，勾勒了诗人的内心戏剧，从他在动荡时局中的苦心境，到他在钻研写作时的苦用心，逐一深入创作者内在满是冲突和矛盾的精神世界。“无论哪一代读者都能在里面感到诚朴的气氛，诗中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目前。”这段话形容的是杜诗，其实《杜甫传》也是这样，它传递了历历如在目前的情境，一种超然于时间和史笔之外的氛围。
杜甫的诗是“知人论世”和 “兴观群怨”的相遇，洪业和冯至的写作也近似“知人论世”和“兴观群怨”的互补。在史家和诗家对照间，杜甫至情至义的形象清晰起来——在他死去1250年后，他也许终于能不必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