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最初用于指称19世纪来中国开展商业行为、对中国较为了解的外国商人。20世纪40年代始指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官、记者和士兵。本文中的海外“中国通”，指世界各国进行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问题研究、在向本土传播中国形象和对华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和专业人士。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外交往日趋密切，中国形象随之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热点。研究世界的中国形象，追溯、反思国外“中国通”的中国观，开展中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对话，成为国内中国研究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
追踪国外中国学的历史脉络可知，从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模糊猜测的中国传说，到柏朗嘉宾的远东行记，鲁布鲁克、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直到《马可波罗游记》，早期西方历史学家和游记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逐步从遥远的想象向近距离的亲历实录靠近，其视野里的中国尽显神奇与繁华之象。
伴随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耶稣会士抵达并长居中国内地传教，其观察逐渐由肤浅模糊走向深入具体。利玛窦、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将相对清晰的中国图景传回欧洲，欧洲知识精英阅读并思考咀嚼来自耶稣会士的中国描述，在欧洲范围内共同塑造了一个以正面肯定为主的中国观。中国文化经典得到伏尔泰、歌德、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深究细研，中国文化因而成为改造欧洲社会面貌的有力工具。
西方步入近代社会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学者来到中国传教、经商、从政或科考。他们从欧美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出发，开始把中国视为与其截然不同的“他者”；试图把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当成移植各种西方学说和制度的试验场。19世纪中后叶以降，深入中国内地的欧美探险家带着“西方中心论”的文化优越感，此时他们描写中国的文字笔锋逆转，着力刻画衰弱落后的中国景观。这些“中国通”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探研者，但是他们从政治、文化、国民、法律等多层面塑造的是晦暗萧条的中国风貌。
此后，中国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步入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西方“中国通”视野里的中国影像或明或暗，呈现出时正时负的矛盾特征，集中表现在两种矛盾的研究基调，即：同情中国革命、热爱中国人民的研究和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怀疑中国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一方面中国成为西方左派知识精英的理想模板和参鉴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当代海外中国学重镇的美国在政治上弥漫的“麦卡锡主义”又是造成其当代中国研究停滞倒退的消极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道路在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引发热议。各国“中国通”看到的是多面、复杂的中国形象。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吸引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者来华实地考察中国历史文明与社会发展。新一代“中国通”壮大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队伍，成为引领中国研究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而贯穿世界观察中国整个历史进程的，是海外始终有着对中国古典文明执着热爱并探索的“中国通”，他们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文明普遍价值和中国真实形象的重要力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的这一哲学性论断，也可适用于海外中国学的文献及研究——从游记汉学，到耶稣会士汉学，再到近代传教士汉学，乃至现当代中国学，海外“中国通”的中国观察无不透露出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务实精神。
游记汉学时期，《伊本·白图泰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文献是“中国通”们对当时中国农业技术、城市建筑、国民特征、政治仪式等的观察。耶稣会士汉学时期，从他们来华的目的、到观察的内容均体现了为当时欧洲服务的功用性特征，对中国的推崇成为欧洲社会时代文化演革的表征，展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借中国诉说自我更新的欧洲社会心态。《利玛窦书信集》《康熙皇帝》等汉学文献记载当时中国气候地理、中医文化、社会治理、宗教礼仪、统治阶层等自然与人文实况，而耶稣会士受本国最高王权和教权的旨意来华的真实目的是为本国拓展商业、扩张海外势力逐步清扫障碍。
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急速上升导致西方“中国通”们的中国观日益走向负面，其话语模式和研究概念将帝国主义强盛期的傲慢与偏见尽显无遗。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欧美中国学从文本中国走向现实中国，撰写大量目击实录。如英国旅行家安森的《环球航行记》、米德赫斯特的《中国内地一瞥》、威廉·查理斯的《在华生活》、威廉·亨特的《旧中国杂记》、舒恒理的《中国风情》等对中国农村和国民等现实社会问题无不体察细致，呈现中西大分流之后19、20世纪之交中国衰败的诸多面向。
西方现当代中国学家对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革命发展表现出研究兴趣。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注蕴含着西方中国学为本国现实社会与政治服务的意图。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阅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即是明证。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引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诸多解读，体现出各国对本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论反思及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设想，正是研究为本国服务这一现实关怀的反映。在对当代中国观察的基础上，各时期的海外汉学开启了对中华文明这一更深层问题的思考和著述，成为海外中国学的基础研究。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陆地和海洋开拓，中国的器物和文本逐渐进入海外“中国通”的视线和心灵。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也渐由浮光掠影转向刻画入微，他们的笔触时而因惊喜而欣赏；时而因失落而批判。惊喜于中华帝国的繁盛和打通对华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进而欣赏儒释道文明蕴含的价值；失落于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较量，进而为了彰显“自我”转向批判“他者”。“中国通”们或亲密或疏离的各种矛盾基调无不彰显着对中国的复杂感情。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海外“中国通”的中国观察呢？
耶稣会士汉学时期德国汉学家门肯著成世界上首部《中国哲学史》，显示出西方中国学之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现代中国学时期汤因比的中国研究促进了关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重大意义的思考。当代荷兰汉学家施舟人曾直言“中国文化的传承是世界大事，不能由中国人独立承担”。美国中国学家史华慈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和贺萧等关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范式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应用给认识中国带来了思想和方法论的启发等等。这些“中国通”的研究无疑促使国人从他山之异镜中更深刻、全面地认识自我，推动了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意义的探索以及人类文明的“和合共生”。
不能回避的是，有些海外“中国通”的观察带有偏见，表现在各历史时期对中国观察中的文本误读、概念滥用、理解偏颇等方面。语言误读主要系文字生疏所致，包括朱迪斯·史泰西在内的不少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已明言在研究时只能阅读二手资料，学者使用的二手资料和对中国经典文本解读的准确度无疑会影响其研究水准。概念滥用是指“中国通”在运用西方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时，不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中西方历史文化起源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及由此导致的各自发展演绎脉络的诸多差异所致，如其关于中国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研究就未注意到中西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理解偏颇是指“中国通”因文化价值观之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出现解读失当，如部分当代西方学者在新清史、中国发展路径研究中的看法。
以上例子皆提醒着我们，在看待欧美中国学时不能亦步亦趋，而应注意辨析其中国研究的话语方式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观点。“中国通”们的中国观会影响到海外社会关于中国的舆情、对中国的观念乃至一国对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并探究他们的中国观，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开展中外学界、官方和民间社会的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