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
我与张世英先生的学术之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黑格尔依然为学界所重，我自己则对黑格尔的哲学尤感兴趣。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人中，张世英先生无疑是佼佼者。与贺麟先生主要从事黑格尔著作的翻译有所不同，张先生更侧重于对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和阐释，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即体现了这一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与张先生除了“神交”之外，并没有其他联系。步入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大夏讲座。2005年，通过陈嘉映兄，我们与张先生取得联系，我终于有机会一睹先生风采。记得张先生所作的讲座也由我主持，讲座之后的一个下午，我专门前往张先生下榻的逸夫楼，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长谈了半天。
张先生返回北京后，我们曾有一些邮件往来。我当时主要关注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与张先生的所思也有相关之处。在此期间，我的《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后易名为《道论》）刚刚出版，我特奉上一册，请张先生指正。2005年9月，张先生在邮件中写道：
“看样子，大作的要旨是想把真理、审美与道德结合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此三者并非哲学的三个不同的分支与部门，而是把握存在的三种方式。我很赞同这一基本思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恕我读得比较粗糙），书名的副标题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说明我们虽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却仍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形而上学。大作所要建立的正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不是旧的、超验的，而是很现实的。马克思说要使哲学现实化。我看，你的新形而上学似乎就是企图担当起这个任务。我很赞赏你的宏愿。海德格尔把‘共在’看成是‘沉沦’，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我过去倒是赞同过海氏的这一观点，这符合中国旧知识分子遗世而独立的情操。”
此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我平时不善交往，与张先生没有作更多的联系。直到2019年，我获“张世英哲学美学学术成就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得以再度拜谒张先生。此时张先生已近百岁，但看上去行止自如，精神矍铄，仪式上站着致辞数十分钟，既无讲稿，也无提纲，条理清楚，内容精到，让人叹为观止。
纵观张世英先生的学术历程，其早年和中年主要从事哲学史的研究，尤其关注黑格尔的哲学，晚年则开始不限于历史，而是逐渐由历史转向理论。
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发端于西方哲学，其理论反思也首先指向西方哲学。按照张先生的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要倾向是主客二分、心物二元，由此导致了对世界理解的分离趋向，直到现代的现象学及后现代哲学，这一趋向才有所改观。反观中国哲学，则以肯定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知行合一为主要取向。有鉴于此，张世英先生晚年主要致力于运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努力克服西方近代以来凸显的哲学偏向，并呼应西方现代哲学中扬弃两分的走向。由此出发，张先生也不断拓展哲学的研究领域，关注美学与哲学、科学与哲学、人格境界等问题，提出了万有相通之说，认为基于万有不同而又相通，才能把握真；唯有超越主客对立，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美；而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又使人形成“民胞物与”的责任感，后者包含善的取向。此外，张先生还提出了美感具有神圣性的思想，从而将审美意识与终极关切沟通起来。这些看法展现了他对真、善、美以及终极关切等哲学基本问题的多方面思考。
从哲学进路以及学术精神的角度看，张世英先生晚年的学术足迹，显然难以抹去。他对史与思加以贯通，跨越中西哲学的边界，其中不仅内含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意识，更展现了世界哲学的视域。张先生从事哲学理论建构时，已进入古稀之年，直到年近百岁，依然阐发自己的所见与所思。哲学本质上表现为智慧的无尽探索，张世英先生不懈的学术探索精神，无疑可以视为哲学这一品格的完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