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长期担任上海古籍规划小组的组长，我作为规划小组的工作人员在王先生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今年是王先生诞生100周年，虽然王先生已去世12年了，我仍十分怀念他，当年的往事还记忆犹新。
当时常去吴兴路他家。开始我以为他是大学者，又当过大领导，不免有些拘谨。他家中整洁有序，但也很普通。王先生很和气，一派长者风范。王先生的夫人张可先生当时身体已不太好了，中风后有些语言障碍，但我每次去她都很热情，主动和我交谈。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彼此熟悉了，到了饭点还常留我吃饭。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家中还没电冰箱，生活十分不便。当时在上海，家庭冰箱虽已普及，但尚需凭票供应。我就试着给市轻工业局办公室打电话，反映了老人的需求，几天后对方寄来了一张购买票证。我按上面的日期，一早去指定的供应点排队，到中午总算买到了冰箱，找了辆三轮车送到王先生家中，算是解了一时之困。
王先生平时待人和和气气的，做起事来却是细致缜密，一丝不苟，就连购买文具办公用品这些小事也会有具体的要求。他的书籍物品摆放得很有规律，要拿来用的时候，他总会要求你用后恢复原状，开始我还感到他过于顶真，但直到现在，我找不到东西时，还会想起王先生当初的话。
和王先生接触多了，我在他面前就比较放松了，他对我办事也比较放心，会让我帮他去拿稿费并帮他存入银行，有一次他住院时，还把存折放在我这里，使我感到他对我的信任和对人的真诚。
有一次王先生却罕见发了火，那次有人提议动用古籍规划小组的经费购买一台苹果电脑，王先生已同意了。我对电脑本是一窍不通的，只是想到一台苹果电脑要两万多元，当时古籍规划小组每年的经费也就20万元，是否就买台普通的电脑，节省些经费。王先生对我干预古籍规划小组的经费的使用很恼火，当时发了脾气。没想到当天晚上王先生就打来电话，说他态度不好，要向我道歉。我很感动，真切地感受到王先生的高风亮节，所以，我在王先生处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心情愉快。
后期我在王先生那里也做些文字工作，帮他抄录些稿件，参与编辑他的《书信集》和文集。他和海内外众多学者都有书信往来，从中我也对王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书信文字简练，充满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学生的周到关心和期望，对后辈的提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他眼疾开刀，《书信集》前言由他在瑞金医院病房口述，我做的笔录。2004年1月王先生发表在上《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也是他口述，我笔录的，当时每天上午花半天他讲我记，前后大概花了一周多时间。他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一气呵成，有的地方我当天记录得不够准确，第二天我去时他就会更正，发表时王先生还坚持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此文后来还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先生的《思辨录》的前言。
给王先生编文集时，我负责的是一二卷，收集的是王先生青年时期的文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王先生写的评论文章，观点鲜明，思想深刻，不少文章还不失现实意义。我曾对王先生说，你的观点放在目前也是适用的。当文集出版，我带着第一本样书来到医院时，王先生已告病危，我不好意思请他签名，只能把样书留下，但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时，他告诉我说已在书上签好字了，使我既惊喜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