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吕思勉（1884—1957），历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亦涉及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系统的中国通史，在当时史学界发挥一定影响，后又有《吕著中国通史》两册。上世纪30年代末始，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另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燕石札记》等书。毕生勤于写读史札记，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著有《吕思勉读史札记》。
吕思勉是二十世纪的史学名家，与陈寅恪、陈垣、钱穆一起，被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举为 “中国史学四大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耕华教授曾比较陈寅恪和吕思勉史学风格的相异之处，谓“陈寅恪的史著蕴含着一种惋时抚事的感伤和深沉悲凉的情怀”，而“吕思勉的史著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88页) 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吕思勉是自学成才，所谓 “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之”。他平心静气，埋头枯守，熟读二十四史，留下身后文字近千万言。顾颉刚在闻知吕思勉逝世后，于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 严耕望曾评价吕思勉:“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 张耕华继之曰:“虽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却有强烈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而吕思勉自己曾言： “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会知道应走的道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白话本国史》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 “予生于中法战争之时，至甲午中日战争，年十岁” “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吕思勉论学丛稿》）治史一辈子，聊起自己儿时那些事情，史学家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家国情怀。“少时尚无公私立学校，十五后稍有之，然时视外国文及技术，均不甚重；故生平未入学校” （同上）。据吕思勉自述，十二岁以前皆延师于家，而后师于其父，“予母及姊。皆通文墨，亦相助为理” （同上）。23岁时，吕思勉已遍读二十四史，并做了大量札记，为日后为学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就此明确了治史之前途。 此后，吕思勉辗转于常州、苏州、上海、沈阳等地，教授国文。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早年入读常州府中学堂，就曾受业于吕思勉。 “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句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这便是定格在钱穆脑海中先师的模样。彼时，吕思勉大致25岁的样子。 而后，吕思勉先后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辑，期间丝毫未曾怠慢史学研究的工作，终于在1920年岁末完成《白话本国史》的写作。 《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后一再重印，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曾言:“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当代中国史学》) 虽为学术专著，《白话本国史》却是吕思勉写给青年学生，用以自习、自修之作。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唐长孺曾说:“我初知读书，实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特别是辽金元史部分，以后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受《两晋南北朝史》的启发。拙撰《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一文，深得先师奖誉，并节录入《隋唐五代史》，其实此文一个基本观点，即唐代募兵制的代替府兵制，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也是聆教于先师的。” (《唐长孺致吕翼仁信》，见 《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066页) 《白话本国史》被习史者赞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足见其启蒙与开示之功劳。
一本书，一方银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 出版家范泉当年在光华大学念书时，最爱吕思勉的历史课，脑海中便留下了先生讲课时常常眼望天边，来回踱步的模样，他“用带有常州口音的普通话，谈论史事兴衰，沧桑巨变，夹叙夹议，爱憎分明。在谈到胡夷侵凌华夏时，一种民族的正义感溢于眉睫，流露出一股浩然的正气”。（范泉语） 日寇铁蹄践我中华，上海沦为“孤岛”，很快常州亦失守。常州城门口设日兵岗哨，出进城门的人必须脱帽鞠躬。于是，吕思勉便不再回乡，任凭老宅残漏、剥蚀、倾倒，木料和砖瓦被盗一空，也不顾惜。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困居 “孤岛”租界，吕思勉潜心治史，先后完成《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和《先秦史》。 1940年起，范泉在上海一家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编副刊。他向先生组稿，且事先声明“稿费很低”。吕思勉一口应下来，还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后来，范泉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中写道：“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 事实上，这一时期吕思勉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为了给夫人治病，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大衣。恰恰此时，汪伪报刊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组稿，甚至派来一个“落水”的学生游说老师，吕思勉不为所动，只是搬出“为开明书店订约写书”的理由搪塞过关，一次次地“谢绝”了。 据女儿吕翼仁回忆，家人得病，吕思勉皆日夜亲自护理，无微不至， “拿着一本书，一方银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 1942年8月，进出常州城门的人终于可以不再弯腰鞠躬了，但是那些戴帽子的人要向日兵岗哨脱帽致敬才可通过。于是，吕思勉索性剃了光头返乡， “不到抗战胜利，我决不再戴帽子，光头到底”。
吕思勉与孟宪承合影
回乡后，吕思勉至离城不远的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一所 “地下” 学校教书。那一年，黄永年读高二，慕先生之大名，特转学至此。在这位唐史专家的记忆中，虽当时吕师已是58岁的长者，课堂上却从不设座，总是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且讲说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 “记起来也很省力”；板书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于是，单凭少年黄永年的笔记，日后竟整理出版了《吕思勉文史四讲》一书，得以与今人分享。于此同时，吕思勉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的写作，并续写《秦汉史》和 《两晋南北朝史》，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读史杂记，被叹 “此亦寓先生书生报国之深意”。 吕思勉的另一部通史著述《吕著中国通史》，特为满足大学文科教学需要而作。受当时艰苦的出版条件所限，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却足足拖了四个年头，才与广大学生见面。出于教学的考虑，该书并未采用常规的通史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则分章按时间顺序有条有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在吕思勉看来，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往往缺乏条理与系统，上下不够连贯，易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或难以构建系统的历史认知。尤其对于大学文科学生而言，自成体系的历史知识架构才是求得进一步钻研之基础，因此才有其采用这种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体例如此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而言，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它对帮助读者初步较为系统地掌握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大有裨益。顾颉刚曾评《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吕思勉始终充满了信心。他在《吕著中国通史》的最后一章中，批判当时沦陷区和蒋管区广泛流行的对于抗战前途的悲观论调，坚决和悲观论划清思想界限。他说：“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他还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诗： “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为学者之不屈的民族气节跃然纸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回沪重执教鞭。寒假开始的那一天，他特地买了顶六合帽。第二天一早，便“戴之昂然归故乡”，堂堂正正地回乡过年去。
“为学生、为职业青年立言” 用学人程念祺的话来说，吕思勉强调“合同而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把现实作为理解历史的钥匙，增进对于今日的认知。惟此，“合同而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史观。 张耕华对此说法十分认同。他认为，就介绍方法论而言，这便是吕思勉与其他诸家不同之处。诸家多为 “未来的历史学家”立言，讲的都是比较高端的史学方法。吕思勉则是为学生、为职业青年立言，强调“合同而化”，将古典与今事相互参照。此点素养，其实职业历史学家也需要的。一般人可以没有学会训诂、校勘、辑佚等考证方法，但不能不掌握“通过现实看历史”或“通过历史看现实”的视角。 作“史”当以“实”为先，吕思勉对传统史籍有着系统而严格的研究考辨。他强调：“理由事出，事理不违”。道理要根据事实来说，要讲生动的故事，历史本来就是故事；事情和道理要互相契合，不能离开事实来说理。其次，把历史串起来，要做到以点带面，点、线、面三者兼顾。 对于历史教学，吕思勉则认为，历史的教授和学习，不在于记住史事的多少。他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之以推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为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他说：“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所以我主张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进化作骨干，给学生一个清楚的社会进化观念。最好是史学与社会学相辅而行，否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 治学问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因很多。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或许就是其中一项。学界看淡了教科书、通俗读物的学术含量，这种情形今日亦然，史学界尤甚，此实为偏见。而在《吕思勉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6册之中，近半数为教科书，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都曾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研究成果又不断反馈到教学之中去，深入浅出，逐渐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 《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于1916年，采用浅易的文言文，内容覆盖道德、历史、地理、理科、实业、日用知识六个方面；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涉及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即蔡元培提倡的 “五育”主义。
“先生治史，尽心而平心” 据黄永年估算，先生研读二十四史，或逾四遍，尤其前四史，读得更为仔细些。此处所谓之“读”，并非我们平日的通读与浏览。先生读书，往往圈圈点点，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先生治史，尽心而平心，他曾说:“予谓遇事弗克尽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矣。” 说到批注之事，钱穆在80岁高龄之时，清楚记得一个甲子以前，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授历史、地理两门课时的情形:“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其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临其境，永不忘怀。” 一次考试，先生出四题，而钱穆尤爱第三题“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乃首答此题，下笔竟不能休，终成仅答了此题。同窗顽劣，偷窥先生阅卷，至钱穆卷，吕师卷后加批，一纸接一纸，竟没了休止， “手握一铅笔，写久需再削。诚之(按:吕思勉先生字)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黏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虽然只答了一题，钱穆还是取得了75分的佳绩，难免得意。此虽百年前的一件趣事，却足见吕思勉先生治学、为师的严谨。教学不拘泥于形式，亦不小视学生的真知灼见，即便对方还是个孩童。 吕思勉主编的《新式国文教科书》中，一篇名为《益鸟》的文章中写道: 鸟之有益于农务者，以其食虫也。……若麻雀一物，或食葡萄，或食麦穗，不无小害，然樱桃、苹果、梨树之被其保护者，亦不少也。且每杀一害苗之虫，即三四十麦穗可保无恙，岂得因其偶一食谷，遽斥为无益之鸟哉?
麻雀是否该被斥为无益之鸟?吕思勉寥寥数语，学生自有判断。一方面是语文学习，一方面又是公民教育，培养孩童环保意识的形成，可谓事半功倍。 教育之为“树人”，所谓“晓之以理”、“授之以渔”、 “绳之以法”、“导之以行”、 “勉之以恒”、 “持之以恒”、 “学之以恒”、 “行之以德”、 “道之以德”。语出《论语》，千百年来启发有志之士效之、行之、教之、育之，而吕思勉当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