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基本图景似乎被“锁定”在17世纪。但当今有一项技术的进步值得关注，这就是大数据技术，这种依托于计算机的能级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应用技术的巨大进步，或许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建构一种以数为基础的国家科学。 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与误用都远超我们的认知。国人多会忽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引领中国政治社会百年思潮的口号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是严复以斯宾塞思想对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改写，而斯宾塞竞争进化论的立意几乎完全站在《物种起源》的对立面，支持着被达尔文批判的拉马克主义的观点。同样，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大量运用“机制”这一概念时，也大多未意识到这个概念中暗含着物理学机械论式的世界图景，以及这一图景中对“描述”和“解释”的严格区分。 在这种背景下，I.伯纳德·科恩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下简称《互动》）一书所考察的内容就显得十分有趣。虽然，作者也说明了在考察17世纪思想时使用这两种“科学”概念可能略有不当，因为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分法是19世纪的产物，德语Naturwissenschaften与Sozialwissenschaften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可供研究的学科史。但或许这种以时代误置的概念拆解历史的方法也无伤大雅，科恩的贡献在于进入了科学革命后的历史场景，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几乎被当代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所共同忽视的主题——历史中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科恩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或许不在其总结的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的三种方式——类比（analogy）、同源（homology）以及隐喻（metaphor），而在于其集中展现了社会科学诸多经典著作中受科学革命时期自然科学影响的部分，从自然科学的进展切入，为我们理解当代的社会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柏拉图以“论品德”为主题的《枚农篇》中，苏格拉底就已经基于对几何学问题的求解来探讨“品德可否传授”。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的讨论中也可见他《动物志》中动物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不过，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对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影响。近代科学肇始于知识的世俗化与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发展，很快在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也以各种形态渗入了当时的社会科学。科恩认为，理论力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生物学与社会学理论等都是这种互动式研究风尚的突出表现。 从15世纪开始，在政治学研究的内部，自然科学的图景也发展得蔚为大观。首先是数学与几何学论证框架的运用。格劳秀斯以数学为效仿对象，建构了他的国际法理论，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说道：“我可以对天发誓，就像数学家研究的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数字一样，在研究法律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完全没有考虑特定的事实。”此外，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将论证方式置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框架之中；在莱布尼茨的《政治证明的样本》中讨论国王的选立模式时有对概率的讨论，开创了政治学数学化的方式（参《互动》，第147-151页）。 其次是生物学与医学在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性分析。哈维在《心血运动论》中已经尝试将解剖学的术语用于描绘政治现象，哈林顿出于对哈维生物解剖学的效仿，认为在政治领域中也要通过直接观察而形成一种“政治解剖学”。不过有趣的是哈维将国王认作是生命的基础——心脏，而到了哈林顿这里，议会成为了心脏，并且由两个心室组成（参《互动》，第134页、177页）。此后，斯宾塞的有机体社会学、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对于社会紊乱的病理学分析，以及福柯将政治社会学与医学相关联的做法不过是这种影响的余音。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物理学对政治学的影响，霍布斯的政治学最集中地展示了这幅图景。《利维坦》的引言中描述了这种机械运动的政治图景——“一切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动机械机构’也具有人造的生命”，“它们的‘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这些零件如创造者所意图的那样，使整体得到活动”，而“利维坦”则是“人造的人”。在“论人类”时，霍布斯首先从“感觉”讲起，这是他接受的培根的哲学，这是一种近代的哲学观。在“论理性与科学”一章中，霍布斯则论述了几何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都是一样的可以靠加减法来解决。于是，他的研究就成了“对物化为自然客体的生活联系的科学分析”，而霍布斯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人类的政治建立一种普遍的基础。于是，在他按物理学方式设计的利维坦中，“一旦获得了对社会状态的力学的认识，人们就能够为建立正确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采取技术上必要的措施。”（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科恩的科学史研究展现出的场景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纠缠远比哈耶克所批判的泛滥于18世纪后的“工程学思维类型”更为悠久。在科恩的研究中，社会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成果的类比、同源及隐喻的运用，更多的是一种表象上的模仿，其中大部分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或许过于直白和浅显，几何学的论证方法、解剖学的直接观察、生理学的隐喻、地理探险成果的运用……都逐渐淡出政治科学的核心范畴，但是一种最为关键、也是近代科学最卓越的典范却留存在了政治科学的精神中，这就是机械论式的物理学方法。 科学史上，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的1543年是划分中世纪与近代的关键年份，从那时起到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期间，伽利略的新运动观、对于力的概念的认知以及他的实验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在伽利略看来实验并不是为了发现全新的现象而是为了验证推理的结果。到了培根那里，获取知识的方法得到了系统论述，通过实验，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建立了联系。而笛卡尔的贡献则在于开创了机械论哲学，同时他也阐释了“普遍数学”的原则，将科学数学化（爱德华·杨·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78页）。此外，波义尔、伽桑狄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霍布斯，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建设者。牛顿完成了伟大的综合，在他这里，17世纪科学革命的两大主题——试图解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制”的机械论哲学与试图对现象进行精确的数学“秩序”建构的努力统一起来，并且牛顿进一步明确了实际的自然和我们感官所描述的现象有所不同，不能指望科学了解事物的本质，“物理学旨在以定量方式精确地描述运动现象”（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张卜天译，第188页）。 牛顿物理学的重要遗产就是这一幅机械论式的世界图景，“机制”和“秩序”是这一图景中最重要的特征。这种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深深影响了此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基本属性已经确定，此后又经过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到实证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自身的发展。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哈耶克不满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其中所界定的自然科学的特征仍是这幅图景——科学最重要的是日益摆脱人们的感官刺激物，直到完全消失，科学世界可以仅仅被描述成一组规则，而最为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 这种机械论物理学的图景逐步内化为社会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其理论化的指导原则集中体现在实证主义上。实证主义是一个影响很大但所指却不甚清晰的概念，一般是将其创始归之于孔德或者其老师圣西门。实证主义形成了诸多各异的学说，到了20世纪又有了所谓的新实证主义，鲁道夫·哈勒在《新实证主义》中总结过实证主义的四项基本特征：（1）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2）只承认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3）知识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假设；（4）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范围。这些实证主义的信条被广泛运用到了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分析中。实证主义激进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猛烈的争论，1961、1964和1968年，联邦德国先后召开了三次社会学家代表大会，阿多诺和波普尔等人围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德国实证主义论战”，被视为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和当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典型之争。 诸多思想家受到这种争论的影响而重新思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哈贝马斯通过梳理思想史，借助在亚里士多德处的关于科学（知识，episteme，science）与实践智慧（明智、审慎，phronesis，prudence）的区别，重申在古典思想中，政治学是严格地在实践中的。现代政治学中这种“把科学判断的方法运用于实际的机智上”的大胆行动，是由马基雅维利和莫尔共同开创的——“他们研究的都不是实践问题，而是手段或技术问题。他们所设计的模式，即他们研究的新领域，都是在假想的条件下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第57-58页）到圣西门建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时，心中已经没有“实践”的维度了。“理论转变为实践，不再是理论研究的事。”实证主义打破了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追求，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才又一次将实践引入理论。哈贝马斯对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批判，其实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有两个环节——既展示了理想世界的物理学，又探讨了在实验和观测的外部世界中对理想定律加以修正的方式（《互动》，第54页）。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模仿了这种方法，但后来的政治学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后一个环节。 从15世纪到今天，自然科学对政治学的影响是一幅略显模糊且不断演变的图景。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通行的教科书中，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被毫无疑问地确定为始于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建立。这种学科史的书写颇有趣味，显然，现代政治科学并不愿意将其“科学”的部分归诸对历史的继承，而认为另有来处。在多萝西·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等译，三联书店，2019年）中，详细描述了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的独特意味，美国政治科学的目标起源于美国例外论和对于历史的不确定性的克服，政治科学中的科学冲动，使得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政治事件中独立出来，寻求为治国术提供一般原则，进而演化成一种自然科学模式的政治分析。漫长的政治学学科史的演变过程与同时代欧洲学界的各种争论，美国的政治科学界似乎都未深度介入，在这里，政治学最终致力于成为一门不甚精确但却具有普世特征的科学。
在政治学界常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今天的政治科学研究者似乎从不把马基雅维利或者哈林顿当作同路人，在他们看来，这些古人所从事的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政治哲学研究；而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者在埋头经典的同时，也几乎不会关注那些定量研究方法的进展，在他们看来，这些数理模型与人的本质毫无关系。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对科学的追求来看，霍布斯、边沁这类的政治思想家与今天做定量研究的政治科学研究者倒是更具亲缘性，其中的“科学”精神也一脉相承，同属于近代的“科学”。虽然看似科学“程度”越来越高，但从本质而言，今天最为先进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模仿的仍是牛顿力学为典范的数理模型的建构。甚至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基本图景似乎被“锁定”在17世纪。今天的政治学则完全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发展的步伐，天文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特别是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及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这些20世纪自然科学所展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似乎并未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更没有激起社会科学潮流的转向。 不过，虽然没有根本研究范式的更迭，但当今有一项技术的进步值得关注，这就是大数据技术，这种依托于计算机的能级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应用技术的巨大进步，或许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建构“政治算术”的梦想。统计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约翰·格劳恩特与格雷戈里·金就曾试图用各种方式获得统计数据，并希望以此来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甚至建构一种以数为基础的国家科学。与当时简陋的计算方法相比，今天这种超乎想象的计算能级必然能激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也将投身其中。毕竟，与在社会科学的论文中精心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揭示某个无关宏旨的因果机制相比，直接去研究大数据技术与国家治理术，或许才是真正继承了17世纪那些百科全书式人物的雄心壮志——不计后果、无所畏惧的追求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