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稚子候门” 【明】马轼
陶渊明写过一首饶有趣味的《责子》诗，历数膝下几个孩子的种种不肖，“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看来平日里个个都好吃懒做而无心向学。对他们的游手好闲，日渐衰颓的陶渊明也有些束手无策，只能徒呼奈何，“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失落懊恼之余只能借酒浇愁，聊以自宽。诗中所述究竟是切身体验的如实写照，还是故甚其词的戏谑调侃，让后人颇费猜疑。杜甫就觉得确有其事，还直言不讳地指摘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其三）。在他看来，貌似超然通达、毫无挂碍的诗人终究未能免俗，因为孩子们的顽劣愚笨而辗转难安，以至忧形于色。黄庭坚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书渊明〈责子〉诗后》），强调这并非板起脸来训诫斥责，只是虚张声势的玩笑而已，由此反倒透露出诗人的慈爱可亲和童心未泯。后人经过比勘斟酌，大抵多以黄说为是，张廷玉称许“山谷此言得乎情理之正”（《澄怀园语》卷四），胡适视此为“诙谐的诗”（《白话文学史》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不过，杜诗中特意标举的“何其挂怀抱”仍然值得特别留意，甚至不妨藉此寻绎陶渊明在出处取舍之际的矛盾心理。
陶渊明的笔下经常会闪现孩子们的身影，足见其爱子心切并溢于言表。长子呱呱落地时，他就按捺不住兴奋提笔赋诗，一方面追溯悠久辉煌的家族历史，另一方面则对这新生儿的未来满怀希冀，“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毫不掩饰急切渴盼的心情；到最后还不忘自嘲几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命子》），虽然朝思暮想都盼着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但日后若不幸事与愿违，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等到几个孩子陆续降生，“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在带来诸多欢乐的同时，也给日常生计造成极大负担，他不得不奔赴百里之外的彭泽去任职谋生；而在忍受了一番“违己交病”“心为形役”的屈辱折磨之后，又毅然决定“自免去职”，令他念兹在兹的依然是“稚子候门”“携幼入室”（《归去来兮辞》）的温馨场景。他时常迫不及待地要向友人们炫耀田园生活的安逸快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看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围在身边嬉戏玩闹，顿时让人万虑尽消，这种发自内心的闲适欢畅又岂是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所能提供的。他还苦口婆心地规劝朋友，人生苦短，稍纵即逝，“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不惜现身说法，展示携子出游的逸乐足以遣闷销愁。对陶渊明而言，孩子们确实是他时刻牵挂心头，绝难割舍忘怀的。
苏轼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在历经数度进退仕隐的摇摆以后，陶渊明最终做出了辞官归隐的抉择。后人往往据此着力表彰他的特立独行和高蹈出世，却每每忽略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仅需要他本人去承担和化解，其实更需要整个家庭的认同和付出。尤其是那五个孩子，此时都尚未成年，就要共同承担起原本完全可以蠲除的重负。为了谋取食物以供家人果腹，陶渊明有时甚至还觍颜向邻人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总算鼓起勇气敲开了门，却又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口，真是潦倒窘迫至极。王维对此有过极为严厉的批评，认为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如果能与世浮沉，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就足以“安食公田数顷”，何至沦落于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所言自属人之常情，并非求全责备。陶渊明还有一组《咏贫士七首》，细致描摹前代贫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常生活，其中如“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刍藳有常温，采莒足朝餐”云云，想必都融入了个人不堪回首的惨痛体验；最后一首又进而感喟，“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看着绝望无助的妻子，心意已决的丈夫或许还可以勉强隐忍自持，可是一旦面对饥寒交迫的孩子，无能为力的父亲就不能不为此深感茫然焦虑。这种不足为外人言说的隐痛，毋庸赘言更有夫子自道的深长意味。
在晚年写给孩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的歉疚愧悔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瞭。他坦言自己“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狷介执拗的性格既让自己无法因应世俗而委曲求全，也让懵懂无辜的孩子平白遭受株连牵累。为人父母者总想竭尽所能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生活，一直深爱着孩子的陶渊明毫无疑问更不会例外。所以当他回想起孩子们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诸多艰辛时，就不由自主地深切自责，“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这种锥心刺骨的酸楚显然已经郁积许久，直到此刻方能一吐为快，尽管孩子们对此或许早已记忆淡漠，并无任何怨言。他在信里还特意提到东汉隐士王霸（字孺仲）夫妇的轶事，“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当年所作的抉择辨白申说。据《后汉书·列女传·王霸妻》记载，王霸早年与令狐子伯相交为友，其后子伯出任楚相，命其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正在田间耕作的霸子闻讯后赶回家中拜见客人，居然自惭形秽而不敢仰视对方。王霸为此深觉愧疚，卧床不起，慨叹故人之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自家孩子非但形貌丑恶，而且不通礼数，作为父亲显然难辞其咎。幸亏霸妻在旁劝解宽慰，勉励丈夫“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才令他转忧为乐。想来“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的陶渊明正欲藉此稍稍纾解难以直言的隐衷，以便获取孩子们的体谅理解，顺势也可以求得一己之心安。
从他时隔多年依旧耿耿于怀并备受煎熬来看，陶渊明当初做出退隐闲居的决定，虽然并不是罔计后果的一时冲动，恐怕也不能算是义无反顾的彻底决绝。他本人回归园田确实心甘情愿，与其说是迫于政治环境的被动选择，毋宁说是依循自由天性的本真展现。然而身逢晋宋异代递嬗，正是世相波谲云诡、人事浮沉升降的敏感时期，孩子们的生计和前途必定让他举棋不定，久久处于犹豫彷徨之中。究竟是希望他们可以衣食无忧，甚或位至公卿，却难免因此变得唯唯诺诺，乃至蝇营狗苟而降志辱身，还是祈盼他们能够安贫乐道，即使庸常平凡，也能够心怀坦荡而毫无愧怍，保持纯然朴厚的天性不受沾染？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他终于艰难而郑重地替孩子们选择了后者。尽管他们从此就必须付出自食其力的沉重代价，而他自己也将终生笼罩在挥之不去的负疚阴影里，可是一想起那个让自己始则踌躇满志终至视若畏途的浑浊官场，他还是绝不愿意他们深陷其中而重蹈覆辙。可见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不受扭曲摧折而得以尽情舒张的人性才是最可宝贵、最值珍视的。
这五个成天嬉闹而胸无大志的孩子最终只在父亲的诗文里留下了天真活泼的生动剪影，后世史籍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经历没有任何记载可供追寻。就此而言，《责子》诗虽然确有幽默调笑的意味，但其中娓娓讲述的那些片段，大概也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当然，有时候能够泯然众人，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未始不是世间最大的幸事。而一位时或开怀大笑、时或忧愁低徊的父亲，也远比一位忘却情累、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更能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