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几代读者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经典背后，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位法国经典文学的“守望者”和“摆渡人”，于9月20日晚10点在沪逝世，享年81岁。
“译事之艰辛，惟当事者知之。”在近60年的翻译、学术、教学生涯中，郑克鲁累计完成了1700万字翻译作品，2000万字研究论著，加上其他各类文字，著述总数超4000万字。商务印书馆近年陆续出版《郑克鲁文集》，涵盖了他一生主要的译著。两年前，他把“雨果小说全集”书稿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目前该全集正在陆续出版，预计2021年出齐。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许钧认为，郑克鲁之为文、为师、为人，用一个字总结就是“实”——有着坚实的学问和厚实的肩膀，他为这个时代树立了精益求精、追求真实的精神，值得后辈们不断学习、研究和深入挖掘。
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坚持“译者同样拥有极高的汉语文学修养”
郑克鲁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怀着使命感致力于给自己热爱的法国文学经典注入新的生命。“通常我只译一流作品。许多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全是一流的，那我就挑选其中最好的翻译。我喜欢巴尔扎克，但不是巴尔扎克所有的小说都译，除了他的一些中短篇，我只译了他最重要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莫泊桑的300多篇小说，我也只选了其中数十篇译出60万字。”他曾如是袒露心迹。
郑克鲁的第一位博士生、上师大教授朱振武告诉记者：“郑先生谦卑随和，从未听过他炫耀家世，他的为人处世都是一种平和的心态。而在做学问方面，他的译文平实质朴，而非浮华夸饰；尽量忠实源语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征，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境、语气、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取得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
“翻译是件没有止境的事。”郑克鲁强调翻译时对文字的精心打磨推敲。“做翻译的人对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页里面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至少掌握了十来个词，要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他认为，外国文学作品译成汉语，需要译者同样拥有极高的汉语文学修养。
比如，雨果 《悲惨世界》中的主教Bienvenu，有人译为“卞福汝”，郑克鲁考虑到读者接受的因素，在不偏离其读音的基础上，将其译为“福来主教”，寓意“幸福来了”，使读者见字如人，一下子便知小说角色的性情品质。在翻译中，郑克鲁亦不避讳生字难字，比如他用“恫瘝在抱”来翻译相关语意，说明福来主教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优良品质；《茶花女》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意绵绵，结合原文他用了“鹣鲽情深”这个词，凸显古典的美感，契合原文、不落俗套的同时，也传播了汉语文字之美和深刻蕴涵。
学术研究成果卓然的他，曾推荐“每个女孩都要念一念《第二性》”
一手研究，一手翻译——业内公认，郑克鲁是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翻译家之一。
郑克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并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一级文化交流勋章”。他坦言，自己学习外语或多或少受到曾祖父、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影响。而在法国文学翻译家光环的背后，他主编的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等学术著作影响颇广；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出任中文系主任时打造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至今在国内同类专业中独树一帜。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探讨，多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阅读与领悟，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并相得益彰。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格外重要。“现在很多人写外国文学史，还是不注意艺术部分。我对艺术比较看重，一个作家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作品内容好以外，艺术上肯定是有成就的。”郑克鲁十分推崇法国小说的艺术成就。“《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都是能一口气看完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虽然厚也能看得下去。不可否认的一点是，19世纪西方的小说是很发达的。”
除了文学作品，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问世于1949年的学术畅销书《第二性》，也进入郑克鲁的翻译视野。2012年他凭借翻译《第二性》获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译成汉字约70万字。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整整用了两年才译完全书。”郑克鲁生前十分推荐这部书，“男人看了会发现‘原来女人是这样的’；每个女孩也要念一念这本书，它告诉了女性怎么认识自己。”
“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是一种享受；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便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所以乐此不疲。”郑克鲁用一生践行着他的理念——“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