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发动“贸易战”，到所谓受到“胁迫”，声称不拿价值观妥协；澳大利亚在塑造“受害者”形象的歧途上屡屡上演跳梁戏码——最近一段时日，多名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称“受到中方威胁”，极力渲染“逃离”中国的经过。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前驻中国站站长马休·卡尼21日在ABC网站发文称，自己在担任驻华记者期间曾因ABC对华负面报道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中方对他的“恐吓”持续三个月，直到他和家人于2018年12月“被迫离开中国”。
据《环球时报》援引卡尼自述，2018年8月，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男子给他打电话称，ABC的报道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散布谣言和非法有害的信息，危及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尊严。由于他当时迟迟没有收到有关续签居留申请的回应，并被中国外交部约谈，卡尼认为，这是中方在逼迫外国记者自我审查。他说，自己的续签申请后来获得批准，但只延长两个月。在和妻子办理护照盖章手续时，他被告知需立即向公安机构报到，自己和女儿还被指违反了中国签证规定。最后，卡尼决定听取美籍律师的劝告，带着家人离开中国。
卡尼称这是他首次公开这段经历，“此前我不愿说是因为我不想损害ABC在中国的运营，不愿将（未离开）的员工置于风险之中，或威胁到接任站长通过记者签的几率。”如今随着ABC另一名驻华记者比尔·博图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驻华记者麦克·史密斯的“逃离”，“一切都变了。”
接着，卡尼如是作出臆断，这段两年前的经历表明，对驻华记者的举动远不止近期中方的“反制”意图，而是“每一名驻华外国记者都受到监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回应针对博图斯与史密斯的调查时表示，此举属正常执法行为。与此同时，卡尼在文中极力渲染紧张的氛围，多次使用“紧张”、“恐吓”、“羞辱”、“威胁”等字眼，臆测“中国通过追责家庭成员作为惩罚报复手段”等。
卡尼单方面的说法还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和回应，但细品其表述已然漏洞百出。从用词来看，自述中一直营造的“被胁迫”气氛完全源于卡尼主观的个体感受，比如他描述调查人员语气“傲慢”，讲英语“缓慢而刺耳”等，这种感受生于赖以为常的优越感在遭遇中方依法询问的不知所措，事后回忆，笔下的“羞辱感”被不断放大；然而细来想之，这如何同澳方安全部门今年对中方4名记者进行突击搜查和盘问，扣押工作电脑、手机，甚至连记者孩子用的儿童平板电脑和电子玩具也不放过的行径并论？
再者，卡尼离开中国的决定是在“听取美籍律师的劝告”后作出的，于情于理都是单方面判断形势后的自主行为，又何来“被迫”一说？
其三，卡尼选择公开时间节点的动机难经推敲。中国外交部此前已表态，中方始终欢迎包括外国记者，包括中国媒体雇佣的外国雇员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一直并将继续为此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只要遵守法律，依法依规进行报道，就没有必要有任何担心；而澳外长佩恩也将撤离记者之事一度描述为“小插曲”。那么在双方外交部门留有转圜余地的前提下，卡尼此前担心影响ABC驻华记者站未来的“远虑”和“大局观”为何荡然无存？
由此可见，无论是卡尼，还是不久前听从澳方政府部门建议回国的记者博图斯、史密斯，连日来，他们密集发声“被迫离开中国”是在声援澳大利亚的“形象工程”，即塑造“受害者”形象以证所谓中国威胁，此举亦与澳总理莫里森6月莫名使用“胁迫”一词形容中国发布旅行和留学预警的做法沆瀣一气。
这种“形象工程”很难说能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多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澳方长此以往的叫嚣，意图“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渐渐形成颠倒黑白的恶劣局面，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论其负面影响，短期看是在舆论场上帮助美国转移焦点；长久而言，为美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之下，于各热点区域对华的“突围”战略提供借口。
无论是作为“五眼联盟”中的一环，还是印太战略中“四国集团”的一员，在舆论场上造势都是澳大利亚既为美国做“马前卒”之用，又不完全激怒中国的“精致”算计。
好在中国外交部每每以事实、理据作出掷地有声的回应，毕竟谎言重复千遍也还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