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跟中国其他作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少作家会说我出身于农民，但我要为农民讲话；莫言不是这样，莫言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他在为他自己说话。几十代农民的感受，通过这个人奇特的写作，奇奇怪怪的叙事揭示了出来。”日前，朵云书院旗舰店“上海之巅”读书会上，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与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评论家周立民围谈作家莫言的“文学密码”。
比起文学作品本身 ，密码或许更多藏在一个作家的演说中。新近出版的《莫言演讲全编》含《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贫富与欲望》三册，首次全面收入莫言25年来的演讲106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涵盖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的初衷、他的文学理念、对社会的思考等。
除了客厅，看看作家“在卧室的面目”
多篇演讲里，莫言常常从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讲起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高密农村见证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这片土地培育了他的创作灵感，也是他多数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莫言坦承，年幼辍学的经历给予他亲近自然和徜徉在幻想里的自由；最初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过上“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幸福生活”。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然，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正是对人、对生活的真诚，莫言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具有了丰富生动的内涵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周立民打了个比方，如果说莫言的小说让我们看到在正规场合如客厅里的样子，那么演讲集则是莫言“在卧室里接待我们的面目”，更能窥探作家内心的隐秘。比如，莫言在演讲中，曾多次谈起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他的文学观——“站在人的立场”“把所有人当成人来写”；做到这一切的方法，是“用耳朵阅读”“贴着人来写”“借助想象力，赋予小说独特的气味”等。
正是在对人的普遍而辩证的同情和审视下，他写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蛙》，深刻剖析刽子手心理的《檀香刑》，关于农村改革过程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四十一炮》，关于腐败问题的《酒国》，经历半个多世纪苦难的母亲的故事《丰乳肥臀》，执着单干户蓝脸的《生死疲劳》等。这些人物原型无不来自莫言生活的故乡，借由一个个人物，莫言写出近一个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出版人曹元勇看来，莫言的文学观念是动态过程，早期，他说要把人当作人来写，后来说要把好人当成坏人、坏人当成好人写，意味着对人的书写变得更立体。再到后来，莫言说，我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的文学观念在不断的独立思考中发展。
跨过马尔克斯、福克纳“两座高炉”，找到自己的声音
莫言开始写作的时期，正是外国文学被大量翻译引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多篇演讲中提到自己如何如饥似渴阅读外国文学，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直到“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灼热的高炉”，从中国传统小说和民间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一书收入的篇目中，莫言分享了如何从国内外文学大家作品中汲取营养，寻求共鸣，借鉴方法，并最终沉淀为自己的精神养料的经历。陈思和谈到，莫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有变化的，早年就是学西方，走过马尔克斯、福克纳两座大山，“最初莫言的小说用了一整套的意识流，颠三倒四的时空都是从那两个人学来的。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就是写《檀香刑》。莫言自己也承认，那种西方的格局他听厌了，开始想到自己家乡的猫腔了，大踏步从前卫的西方现代主义撤退，退回本土的、民间的滋养。”
而这种远离并不是将东西方文学传统对立起来，“被偷换的孩子”概念就来自莫言崇敬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同名小说，意象取自欧洲民间故事“戈布林的婴儿”，莫言以此来反思当代人是否还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也借此提出文学的功用之一是唤醒人们的纯净之心和勇气；《一个人的圣经》《让我受益匪浅的韩国小说》《试论文学创作中的九大关系》等演讲分享了莫言如何从阿摩司·奥兹、帕慕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外国文学作品中感受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西方伟大的作家，可能会给莫言一定的启发，但无法限制莫言的那种思想的活力、丰富的精力，以及他特有奇思怪想的想象力。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别人的方法可能会启发莫言，但莫言近四十年小说文本中很少留下模仿的痕迹，骨子里的东西是激活他的，而不是模仿着往前走。他有自己的故事，并找到自己讲故事的方式。”王尧说。
图片：出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