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等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
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从聚落组织、信仰习俗、动植物遗存、出土遗物、宫城建筑、古城遗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填补了史前考古中国的多项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为早期定居聚落的文化发展与人群演变提供实物证据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年代距今8500－5200年，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冀蒙交界的坝上高原。2018至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100平米。
▲兴隆遗址主发掘区航拍全景
▲兴隆遗址发掘的典型房址结构
兴隆遗址主体堆积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经初步判断，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至少可以分为四期：第一至第三期的年代距今约8500至7000年，揭露的遗迹以房址居多，还有一座室内葬合葬墓，出土遗物中石器以大量磨盘、磨棒、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陶器以尖圜底釜、筒形罐和板状器为代表，麻点纹盛行，此外还有精致的骨角牙蚌器，以骨柄石刀和小装饰品为主；第四期遗存年代距今5800至5200年，遗迹主要以类“灶”石圈、细石片堆和圆坑墓为代表。此期遗物以圆坑墓随葬品为主，骨角牙质的小装饰品为代表，其中微型石珠和马鹿牙串饰较为特殊，后者常见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欧亚草原地区。
▲兴隆遗址M3墓主头部玉串饰
▲兴隆遗址发掘的野牛肢骨堆积
其中，在遗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植物遗存，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是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相关专家认为，兴隆遗址堆积复杂，其中第一至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填补坝上地区史前考古空白的价值。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房址，长期沿用，反复扩建的居住特点，结合室内葬的发现，为全面探讨聚落组织，信仰习俗等创造了条件。遗址上发现的丰富动植物遗存，为探讨特殊环境地带农业的发生及当时生业结构，为复原当时的环境均提供了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余姚三七市镇，临近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2013年10月发现。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经考古发现，村落居住区外侧活动台地、废弃物倾倒区、食物和工具加工区以及滩涂区等聚落要素，并发现露天烧火坑、近海岸的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遗迹。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木器、石器
遗址出土大量遗物，分为人工制品和动植物、矿物遗存两大类。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达300多件。动物遗存中包括海生贝壳和渔猎动物骨骸。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废木材和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等，矿物遗存以胶结牡蛎壳的大量碎块礁石为主。
经国内外多家实验室碳十四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距今7800至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出土遗物与河姆渡文化器物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明显差异，在纹饰、制作工艺及生业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个性。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关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木碗
专家认为，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同时，井头山遗址考古，基于深埋文化堆积的野外发掘，在工作模式和技术路线方面进行了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开展特殊埋藏环境条件考古发掘的一次成功尝试，对于中国沿海地区海相沉积环境下的史前遗址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陶寺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一处大型都邑类遗址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最直接的要素之一。自2013年至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解剖发掘，历时5年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
2018年至2019年度的发掘工作重点是全面揭露宫城内最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发掘总面积288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发掘确认了三排柱网结构的大型宫室建筑的规模、结构、年代等问题。该宫室建筑台体约520余平方米，基址之上残留有三排18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有些础石周边填有石块，同时，大型宫室建筑以北也发现有夯土基础。
▲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大型宫室建筑以东发现一座大型房址，推断为宫室附属建筑。此外，宫殿建筑的东南拐角发现人头骨坑、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一件铜璧形器，十分罕见。值得注意得是，在小型房址以东新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柱洞，且与大型宫室建筑南排柱洞在同一条东西线上，具体不明，但线索重大，有待发掘。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璧形器
专家认为，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建筑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建筑基址之上的大型宫室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这些发型对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展示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在距今约5900至3800年主体时段内，遗址的文化与聚落经历了初兴、强盛、渐变、突变及衰落等阶段性变化。
2014至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相继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严家山、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共计发掘面积6212平方米。
▲石家河遗址群的谭家岭大型城址出土的虎座双鹰珮
根据考古发掘，以谭家岭大型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大发现最为瞩目。
谭家岭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7万平方米，远大于同时期同文化性质的其他遗址，是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还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瓮棺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在敛玉葬等级划分上的中间缺环，9号瓮棺代表了目前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玉器组合中包含了神人头像。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多与制陶有关，同时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显示出制陶作坊的典型特征，可以确认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
▲石家河遗址群的谭家岭大型城址出土的神人头像
专家认为，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将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500年，而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提示遗址的中心地位可能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夏纪年时期。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表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文化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的态势。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与文化格局仍是今后发现与研究的重大攻关课题之一。
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21座等级分明墓葬为研究中华文明进程提供新材料
陕西石峁周边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调查和发掘，是石峁大遗址考古工作和“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详细调查龙山石城20余座，涉及榆林地区黄甫川、石马川、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
从目前发现来看，石城是石峁文化的典型聚落特征，规模差异明显，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体现了石峁王国内部的聚落等级分化。府谷寨山石城便是在此学术背景下发现和确认的。
▲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发掘的墓葬
府谷寨山石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地处石马川中游，城内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东南距黄河约25公里，西南距石峁约60公里。除石砌城墙、马面、核心台基外，寨山石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21座石峁文化墓葬。墓葬等级区分明显、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2016年夏在南部石砌城墙外立面，发现两处保存较好的马面，初步了解到寨山石砌城墙的年代、结构和砌筑方式。试掘庙墕地点时发现一座较大的竖穴土坑墓，壁龛内的随葬器物组合完整、器类典型，为找寻寨山石城龙山时代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的壁龛器物出土状况
专家认为，石峁文化石城遗址和寨山墓葬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明显的等级差异，为石峁文化的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探讨河套地区社会结构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资料。
2020年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重点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将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为新时代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新的贡献。
照片来源：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