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也很受香港电影界的欢迎。图为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香港传奇与上海故事常常交织对照，互为他者。如果说香港是风景，上海就是窗台；香港是房子，上海是地基；香港是梦幻，上海是现实；香港是面子，上海是里子；香港是电影，上海就是电影院；香港是冒险，上海是生活；香港是男人，上海是女人……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实在有点吊诡。她住在香港的时候，从来不写香港。如果写，也是写北方土改或中国革命；但离开香港后，无论是40年代初回上海，还是1955年去美国以后，张爱玲就孜孜不倦反反覆覆书写香港，写在香港大学的生活，写日军进攻，写浅水湾海滩，写巴丙顿道……
张爱玲早期的代表作《传奇》里，有《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篇，故事发生在香港，但有的主人公从上海来，来的原因或不肯回去的理由，也都因为上海。张爱玲写的上海，并不像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那样五光十色时髦绚丽，而是沉闷的胡琴加上迟到的旧钟。张爱玲自己也承认：“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虽然是在上海的卖书广告，却也道出几分实情。张爱玲概括“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社会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一段话好像也可以用来形容香港人。不过另外有一句恐怕香港人不大能够接受，“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亲切感是有的，香港人有时也会“看不起人”，但不大会看不起自己。不是张爱玲不了解香港人，而是她太了解上海人。
张爱玲的文学道路，从上海起步，在香港转折。在上海书写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在香港书写农村秧歌。虽然她一些作品的艺术性文学史意义学界有争论，但风格转变却是显而易见。等张爱玲到了美国不再著书亦为稻粱谋了，等她打算重整旗鼓要进入英文出版界时，她反思并放弃了在香港的风格转变，重新诉说自己的个人故事。“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张爱玲致宋淇，1976-4-4）“客串”以后才知“本分”，尝试宏大叙述以后才回归日常生活。所以说在张爱玲笔下，香港是变化，上海是不变。
在香港北望内地的故事可谓“严肃题材”，之前张爱玲在上海，却是在五四主流传统压力下有意避开宏大叙事。也就是说张爱玲在香港写上海，是“扮严肃” ；在上海写香港是“扮通俗”——努力替小市民说话，面对大人们“童言无忌”，这是“扮”通俗而非真通俗（今天内地持续张爱玲热，有点两者不分）。张爱玲对香港文学有影响，但更多体现在现代主义、女性感官、都市异化及雅俗共赏等。今天无论在香港街头或者大学校园，问行人或学生谁是张爱玲，人们大都知道她是著名作家，但是不是香港作家？恐怕人们都会迟疑甚至摇头。所以，在上海，张爱玲是个“回不去”的主人，在香港，是个很受欢迎的“过客”。
为什么是“回不去的主人”？我们记得她早年的梦想：我要比林语堂还有名，我要周游世界，穿最好的衣服，我要在上海买自己的房子……台湾某报后来邀请张爱玲回上海看望她姑妈，她推却了，说这个世界上没去过的地方很多，去过的地方就不去了。但实际上据林式同回忆，晚年独居的张爱玲，有次电话里听到林律师要到上海出差，电话停了2分钟，才说了一句，“恍若隔世”。当然，“回不去”还会含有另一些意思。至于在香港是受欢迎的客人，也不太容易理解。别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文学史，总是尽量包括著名作家。张爱玲只去过台湾二十多天，后来也被列为台湾经典作家。上海出版海上文库，连梁启超、沈从文等都收入。但是香港文学的界线却相当严格，无论在学者或读者看来，萧红、许地山、余光中、张爱玲是不是香港作家，是否属于香港文学，至今仍是疑问。但香港又是最努力出版张爱玲作品的地方，香港大学召开的关于张爱玲的学术会议比哪里都频繁。所以我说，张爱玲在香港是最受欢迎的“过客”。
用张爱玲自己的作品形容，香港是红玫瑰，上海是白玫瑰。香港是“封锁”之中的时间：可以打破常规浪漫想象做个“真人”；但“封锁”之前或之后那就是上海。“封锁”结束以后，人们就会回到老位子，好像中间什么也没发生。
真是这样的吗？
《封锁》最早版本里在结尾处有一段文字写男主角回家以后，后来被删掉了：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吗？在思想中吗？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吧？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混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的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巢里去了。
我以前觉得这个出来又回去的乌壳虫就是男人。近来又觉得也许是香港人和上海人。
2020.8.3（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