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近日正式开街，500多米延伸道路连接了南京路和外滩两大著名景点，使该区域再次成为上海商旅文交融的一大亮点。
上海的路名大多以中国的省份和城市命名。地图上可见，中山东一路段外滩、四川中路、江西中路、河南中路四条南北向马路贯穿黄浦区，连接着苏州河和延安东路。东西向的主要马路除南京东路外，南边还有较早修建道路的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北边的道路则稍晚修筑。开埠初期，洋商对此地弯曲的道路多有抱怨，南京路也远不及如今开阔大气。而南京路以北、仅一路之隔的宁波路，历史上则因聚集了大量钱庄和小型银行而闻名。
以省份和城市命名的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是在19世纪60年代奠定的。1862年，工部局接受英国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建议，用省名和城市名分别命名南北向和东西向马路。此事后有反复，部分人要求恢复原有路名。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将更名的各项措施在《行名录》出版前完成（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此《行名录》（Hong List）是由上海租界当局负责的连续发行的商业指南，创刊于1856年，至1941年止。《行名录》中包含了洋行的中英文名称、粤语注音、经营范围以及主要经营者，1863年后增加洋行地址信息，部分年份附有上海街道详图，是研究上海历史的珍贵史料。
董事会后经商议，对恢复原名不立刻采取行动，于是1864年的《行名录》刊登了新旧路名对照表，并说明近期道路名称更改事宜。刊登的道路分东西向和南北向，列出旧英文名（Old English Name）、新名（New Name,In English,In Chinese中英文分别列出）。
查新旧路名对照表，东西向道路除广东路外，均以中国城市命名，因当时将Canton（广州）误译为广东。南北向马路则以中国省份命名。看来麦华陀的提议在此时已落实。表中的道路名以宁波路最为特殊：Kirk’s Avenue and Old Park,Ningpo Road宁波路。
由于英租界初建，当时的道路多以标志性建筑或地物命名，方便大众记住。对比其他东西向道路的旧称，如北京路（Consulate Road）、汉口路（Custom House Road）、天津路（Five Court Lane，中文误记为“天律路”）、福州路（Mission Road）、广东路（North Gate Street）、南京路（Park Lane and Maaloo），宁波路的旧英文名Kirk’s Avenue，显然与众不同。Kirk’s为名词所有格，那么这个Kirk所指为何？又有何特殊之处可命名当时英租界内一条重要的马路？
查开埠之初的人名以检索1850年在沪创刊的《北华捷报》所编纂的《1850年在沪外侨名录》最为便捷。与Kirk相关只有Kirk,Dr.一人，职业列为医生（Medical Practioner）。倘若宁波路是以这位Kirk医生命名的，那这位医生必在当时的上海有极大影响。《北华捷报》关于Kirk医生的记录，除其职业，另有一个《告示》:“George Mottley先生已从七月一日起加盟本公司。署名Kirk&Irons，时间为1850年8月16日。”此Kirk&Irons公司不知是否与Kirk医生有关。
查询洋行和洋商则需借助《上海年鉴》。《上海年鉴》创刊于1852年，为字林报馆所刊印的开埠早期的上海指南，内容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可谓当时上海的“百科全书”。《上海年鉴》中关于洋行的部分记录了洋行的中英文名称、营业种类，后期还列出具体地址，此为研究开埠后外商情况的重要史料。1852年《上海年鉴》的“上海外侨名录”中有一条：长脚医生，Kirk,T.,surgeon.
1854年《上海年鉴》中的记载与1852年相同，并且两年都有另外一条相关记录：药房（Shanghae Dispensary）地址记为长脚医生处（at Dr.Kirk’s）。1856年的《上海年鉴》则将外科医生记为普通医生（M.D.），随后的年份不见记载。《上海年鉴》的记载没有丰富我们对Kirk医生的认识，也没有寻得与Irons先生的关系，但得其对应的中文名“长脚医生”。长脚在上海方言中有大个子的意思，倒是符合华人眼中洋人的形象。
《工部局董事局会议录》收录自1854年工部局成立起召开的会议记录，是了解上海当时市政建设、城市规划等的一手资料。会议录中多次提及Kirk医生。1854年9月21日第五次会议，关于承办全体巡捕的护理并提供药物，必要时提供病房一事，工部局接到太全洋行和柯克医生的投标。《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翻译时大多采用音译，此处将Hall&Murray翻译成“霍尔·默里”医生，实则是两位医生，Hall即Hall,G.R（哈尔医生），Murray即Murray,J.I.医生，1854年《上海年鉴》记录两人开设太全洋行，行名为Hall&Murray。柯克医生即Kirk医生音译。董事会将接受报价最低的一份投标。1855年1月4日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租用6个月原属于柯克医生、最近被共济会管理机构占用的一幢房屋，每月租金70元，作为副督察员和部分人员的营房。1855年4月25日：同意柯克医师继续作为紧缩后捕房的医官留任，每年酬金400元。1856年5月5日：医务护理下令支付给柯克医生一张400元的支票，作为到本月l日为止一年内他对捕房人员所做的护理工作并提供药品的酬金，董事会同意本年度仍以同样金额请他继续提供服务。
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看，Kirk医生是因低廉的投标价格而获得为工部局服务资格的一名类似医官的人员，似乎不足以以名字命名英租界的主要马路。然而，1856年的一条似乎与Kirk医生专业并不直接关联的会议记录成为解释Kirk’s Avenue的直接线索：“关于界路朝柯克医生产业西面延伸的路段，董事会已查明这条道路西面的土地是不能购买的，因为怎能要求华人业主放弃他们的土地的任何部分来建造一条道路呢？因此整条道路只得由柯克医生提供。”
“界路”指今河南中路，1845年11月公布第一次《土地章程》，规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后修建界路（即河南路）为限（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那“柯克医生产业”位于什么位置呢？“朝西面延伸”又延伸至何处？《上海年鉴》虽记载当时洋行的一些具体信息，但直到1863年才开始记录具体地址信息，看来，要查阅Kirk医生产业的位置，需要借助另一种史料——道契。
《上海道契》为开埠后洋人与本地农民签署的土地契约，因由道台核查钦印故而得名。道契数量庞大，从1847年正式签署第一批道契起至1949年失去效力，共存3万卷册，见证了上海土地从农村用地向其他用地的转变。道契记载了租地地块原农户的姓名、租地人姓名和国籍、土地四至等各类信息，可帮助我们将上海城市的研究细化到街区的尺度。
据《上海道契》载，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12.29—1846.1.26）英人格医生从石炳荣中租得第23号道契、第65分地（每份道契均有道契注册时的道契号，一般以No.为记，另为土地的分地号或地分号，以Lot.为记），面积为20亩，其地东接第72号分地，西、南皆临河，北靠公路，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1847.12.8—1848.1.5）签署道契。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1847.3.4），英人利查士（Cowasjee,S.）将第41号第73分地划出1亩1分6厘9毫转租与英人格医生，该地东临马路，西接沈、奚地，南临马路，北接私路。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848年6月12日）打喇士（Dallas,A.G.，怡和洋行大班）将原先从吴会元租得的面积为11亩5分第37号道契、第64分地，划出6亩8分8厘转与英国格医生租用，后在咸丰二年正月初一日（1852年2月20日）再添加2分5厘5毫转与英国格医生租用，该地东临第32分地、西接63分地、南靠公路、北为第73分地。
另据《1855年英领事馆土地租地人名单》记载，Kirk医生还有一块未列出道契注册号和分地号，面积为3亩3分5厘的租地，租金为5025文。另一块记为第24号道契、第150（a）分地，面积为4亩，租金为6000文（《上海道契》中第24号道契对应第37分地，第150号分地无分割，且对应第144号道契）。
“格医生”是道契中对Kirk的音译。这样一来，Kirk医生此时在英租界内已经拥有5块分地，面积总共为35亩6分5厘4毫，其年租达106964文，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当时大多数洋行和洋商了。当时，皮尔（Beale,T.C.）租地面积96亩9分9厘5毫，年租290986文；惠利士（Wills,C.）租地面积59亩7分1厘2毫，年租179134文；沙逊行（Sassoon,A.D.,Sassoon,D.S.）租地面积40亩3分6厘1毫，年租121082文；宝文行（Bowman James）租地面积39亩2毫，年租117006文——仅这四家租地面积超过Kirk医生。相比之下，获得道契第一号的名副其实的“抢滩者”宝顺洋行，当时所有租地只有21亩3分7厘7毫，年租64132文。
利用道契资料已将Kirk医生在上海的产业厘清，然而道契仅记录地块四至，难以定位。所幸，伴随着开埠早期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的开发，将道契信息定于地图上变成可能。《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藏哈佛大学）和《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藏上海图书馆）两图均为实测地图，均有数字清晰绘于地图幅面。经考证，这些数字就是道契的地分号（Lot.）。
Kirk医生在上海的产业示意
结合道契和地图信息，将Kirk医生的产业定于地图上，可知，Kirk医生首租的第65分地在今宁波路和河南中路路口，从利查士处转手租的第73分地在今宁波路与江西中路路口，从打喇士处租的第64分地在天津路南，这些产业都在今宁波路附近。工部局所指的“界路朝柯克医生产业”应当是第65分地（更靠近河南中路）。
虽然工部局的会议录没有详细记录修筑此路的细节，但是在1861年“伯顿医师请求董事会在已拟定从华人谷场向西至苏州河开辟一条新的马路”时，工部局没有接受他的请求，而是告知“只要伯顿医师安排好从华人手中购得土地并准备付还这条道路的费用，那么这条道路将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进行建造”，看来工部局在道路建设中实则主要起监管之责。对比两幅地图，1849年地图上今宁波路地方还是一条河流，至1855年地图时已经修建成马路，按照工部局的会议录，“整条道路只得由柯克医生提供”，那么Kirk医生应当是提供了该道路修筑的土地和资金，这样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条马路以他名字命名，就像现在各地所见的“逸夫楼”一样。至于Kirk医生为何修建这么一条马路，或许与上面提到的伯顿医生一样（伯顿医生当时租的土地近今北京东路），是为了使得原本偏于英租界边缘的产业与外界有更多的联系，增加医院的受众群体。
道契不仅记录首次租地的情况，该地所有的转手情况都会一一记录，因此不仅提供了Kirk医生产业位置的信息，还提供了医生生平线索。咸丰七年九月初六日（1857），英人格医生将所租第23号第65分地，记20亩，又第41号第73分地基内划出一亩一分六厘9毫，转与西法波郎得租用。然而，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1860），Kirk医生租的第37号第64分地再转手时，我们遗憾地看到，“已故英民格医生有先后所租第37号第64分地，经由经理人怡艾弗东更生所派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长脚医生是在1857—1860年间去世的。再翻阅这几年的《北华捷报》，因该报会将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宁波、香港、澳门等）的人，包括原本在这些城市而后移居国外的人的出生（Birth）、死讯（Death）、嫁娶（Marriage）都刊登在报纸上，按图索骥，我们在1859年12月24日的报纸上看到了Kirk医生的讣告：Kirk Thomas医生，于10月17日于都柏林去世。报纸没有详细报道他的死因和年纪，以及为何身在都柏林。
借由《北华捷报》《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以及地图资料，终于厘清宁波路旧称Kirk’s Avenue的由来，也弄清Kirk医生生平之一段。他在开埠之初就到达上海，置办了不少产业，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英租界一条主要马路，然而，最后一切都在历史中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