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陈子善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已成“显学”。或许是认识到了考据是人文学的基础，或许是出于对空泛理论的疲乏，或许是遭逢学问沉潜的时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文献学的重视程度逐年高涨，相关研讨著述层出不穷，青年学者、学生趋之若鹜。而身为文献学重镇的陈子善先生却淡然处之，每日独坐书斋之内或驻足藏馆书肆之间，乐而忘返。他保持着自己的学术节奏，几乎每年都有新著新编问世，四十余载从不缺席，为研究界宝重称引。当然，正因子善先生这样的中流砥柱，才有了今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繁荣。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以下简称《十讲》）是子善先生今年8月出版的新著，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之“名家专题精讲系列”。书籍外观古朴典雅，封装精美，入手厚重，赏心悦目。我忽然想到，子善先生作为文献学大家经眼实多，如果没有腔调恐怕是不能入其法眼的吧。
展卷一览，顿时感受到子善先生文章独有的“活”气。相较于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家，子善先生的研究是活的。在他看来，学问不是死物，发黄的故纸堆里埋藏着鲜活的文学和人生。他治学的格局大， 心目中的文献学绝非是“搞搞资料”，拼贴剪接的雕虫小技。无论是写鲁迅、周作人，还是郁达夫、张爱玲，他的文章有料又有趣，致力于把读者从刻板的文学史叙述中拉出来，从不接地气的空泛理论中解脱出来，帮助读者重建尽可能逼近历史真实的文学图景。审慎细致的考据、逻辑严密的论证、纵横捭阖的征引、雅俗共赏的行文，重构出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以及如临其境的历史场景。无论是同行教授、后学诸子，还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作为读者都会被他从各种版本、手稿、刊物、书信、日记以及档案中复活的文学历史所吸引，受益良多。
比起教书育人，陈子善先生更看重著书立说。他认为教学生不过百十数，而写好书可以影响千万人。他做到了。子善先生著作等身，影响深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海外汉学界、读书界、收藏界，他有着最广大的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善先生研究的价值已然超越自身的专业而进入了公共教育的领域，甚至对大众文化产生了影响。子善先生善莫大焉。
子善先生经常谦虚地讲自己不擅长理论。在我看来，《十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它体现了子善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的系统思考，是对多年前樊骏先生《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的思想回应，对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我猜想子善先生一定是对樊骏先生多年前的嘱托念念不忘，才有了此书的面世。
《十讲》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一次开创性的发凡起例。该书在撷取编排上颇费心思，从子善先生长期以来浸淫最深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十个方面展开论述，涉及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在子善先生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为宗旨。这十个方面虽不能涵盖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之全部，但无疑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子善先生为人谦逊，他称此书仅是一次新的尝试：“用一系列例证来体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以及它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又意味着什么。”但这样的尝试足可称为振聋发聩。
《十讲》的每一篇都是具体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这些文章是子善先生从多年的研究实践出发，精心挑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以期具体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基本面向。子善先生多年积累的深厚学养，养成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使他能够循史料为方法，以开阔的视野高屋建瓴地解决文学史的重要问题。比如《<呐喊>版本新探》，从考察《呐喊》的初版、再版和三版的来龙去脉入手，不仅钩沉出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文本《呐喊》的流传有序，而且围绕这三个版本与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稍显复杂又颇为敏感的关系，重现当日的文坛图景，揭示鲁迅的心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呐喊》版本的个案，破除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版本贵初”的误区，完善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建构。同理，《巴金<怀念萧珊>初稿初探》，绝不仅是考证巴金《怀念萧珊》一文的手稿，而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震撼力的“精神遗嘱”《巴金随想录》初稿系列的学术审视，展示巴金写作随想录时最初的部分写作思路和修改轨迹，以期对梳理巴金晚年思想历程有所助益。其他如《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版本考》，借对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多个版本的校雠与笔名“范思平”的考订，为张爱玲的译著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示范。又如《<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浅释》，通过对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和首次面世的《北京札记（一）》和《归娶记》的爬梳，使得早年胡适研究的局面蔚然一新。再比如《<知堂回想录>真正的初版本》一文，考证出《知堂回想录》初版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是少见的特例，但文章并未就此打住，而是通过《知堂回想录》从初版到再版不同版本的变迁及相关信息，使我们对那个特殊年代有了具体而微的认识。子善先生的文章常有这般发凡之义。我本人就是在子善先生有关胡适、新月、徐志摩等一系列论文的启发之下，对新月文人群的历史发生兴趣，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我想像我这样的后学绝不在少数。子善先生善莫大焉。
做文献研究的人，深知考据之繁难。据说有的学者文思泉涌，写一篇理论文章只需数日。而写一篇文献考据的文章，恐怕至少要耗时数月。在子善先生洒脱自在、举重若轻的行文之外，是他常年不为人所见的孜孜汲汲，只不过乐之者不以为苦罢了。我想正因为有这无穷乐趣，子善先生才能走得如此之远。
不过，我仍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子善先生为何不在《十讲》每篇的末尾，署上成文的时间和改定的日期，再把历次修订过的文本标示出来，也供读者做一下此书的版本研究？如此一来，读者或可意会他这些年来在文献治学方面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对后学诸辈必有启发。希望此书再版时，读者能得偿所愿。
我愿一如子善先生，流连于书肆藏馆之间，默坐于书斋之内，每有所得，心生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