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宁树藩（1920—2016），新闻史学家。安徽青阳人。1941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转学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外文系。195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55年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合著有新中国最早新闻史教材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以及《新闻学词典》《新闻学基础》等，担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的副主编和第二卷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多卷本）主编，2004年出版《宁树藩文集》。
2018年，135.7万字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出版，甫一问世就收获了“极具开创意义的学术工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收获”等非常有重量的评价。“新闻史研究”“开创”是这部书的关键词——不同于以往通史类的写法，它第一次将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于新闻史研究，被业内誉为中国新闻史写作思路上的重大创新。提出这个新的研究思路的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宁树藩。时针拨回26年前——1991年底1992年初，宁树藩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比较研究的课题，当时他已经72岁，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浸淫近40年。面对这样一个崭新而又巨大的工程，宁树藩一头扎了进去，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这是宁树藩60年治新闻史的一个片段。在宁树藩的治学生涯中，这样求新求是的片段俯拾皆是。他治学虽不从新闻史始，却似一个勤恳的挖井人，从进入新闻史领域开始就辛苦求索，为新闻学科的发展探寻新的研究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老骥伏枥，古稀之年开拓新闻史新写法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宁树藩生前主持的最后一个项目，这套书涵盖了全国所有省份自1822年至2000年近180年间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其中有不少内容是第一次涉及，填补了中国新闻史以往的不足。这一新闻史写作思路进入宁树藩脑海的时间要追溯至更早——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宁树藩参与撰述、编辑《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既是全书的副主编，又是第二卷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他常提出，中国新闻史上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存在，这是经济不平衡、政治不平衡在新闻事业方面的反映和体现。改革开放后涌现了一批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资料，但“从横向上，从地区比较角度来考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迄今尚无人系统进行”。而且，大多数研究只是孤立地考察报刊的兴衰史，没有把新闻事业与当时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更不要说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观照新闻学，也没有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新闻事业情况。在宁树藩看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规律。
在借鉴了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比较研究后，宁树藩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的比较研究。这一申请被立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获得“中华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经费6.5万元，是当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得到资助最多的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也被定位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姐妹篇，在横断面上弥补了《通史》的不足。这是一项由宁树藩牵头，全国各省市近40位业内人士共同参与的大工程。宁树藩执意亲自上阵，不挂虚名，更是参与了该书最难的部分——总论述，并亲自操刀了前四章，将1822年《蜜蜂华报》开始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报业地区总形势的多方面变化悉数写入其中。在很多领域内学者眼中，这“要是没有对于中国报刊变化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着手”。宁树藩写作的部分后来以《“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为题独立成文发表，其中可见他的代表性观点。例如，“维新运动”改变了中国报刊发展的形势，报业发展的地区性问题开始真正显露出来；再如，“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多元报刊结构形成，不同种类的报刊各有自己的流向，形成地区发展轨迹，等等。宁树藩从地方性知识着手研究报刊的思路在文章中已经清晰可见了。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已退休在家的宁树藩工作密度跟上班时相差无几，上午3小时，中午稍事休息，下午3小时，要不是家人盯着，连吃饭可能都忘了，他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文献——这可是一位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为另外两部分写总论设想时，宁树藩已年逾九旬，思路仍很活跃，但身体的衰老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手抖了，视力也退化得厉害，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修改文稿。这部书的副主编、宁树藩的学生秦绍德一直保存着1999年10月至2015年7月与宁先生的通信，字里行间都是老先生对这部书的牵挂，时而嘱咐要多看些资料，时而提出请大家去他家讨论问题。2015年7月，宁树藩的身体已非常不好，但还是坚持着看完了打印的书稿，并在纸上批了几个字，字歪歪斜斜，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他又给书稿纠正了几个错字——那是他留给项目的最后字迹。当月末，宁树藩因脑梗入院，再也没有醒来，于次年3月辞世。人生最后的20几个年头，宁树藩全部献给了这个项目。
半路出家的新闻史学者，故纸堆中的史料“猎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圈流传着一种说法：“北有方汉奇，南有宁树藩。”方汉奇和宁树藩都是治新闻史的大家，与科班出身的方汉奇不同，宁树藩其实是半路出家，年近不惑才走入新闻史研究的领域。
1920年，宁树藩生于安徽青阳一户书香门第，6岁起跟着秀才先生在家读书，接受了近10年的旧学启蒙教育，这为他打下了严格的古文基础。21岁时因成绩优异保送至大学，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外文系和中山大学外文系，有过这番学习经历，宁树藩可以直接看英文资料。此外，爱好文学的他还常在东南各报上写稿，毕业后教书兼编过报纸副刊。1949年，宁树藩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次年，分配到复旦大学担任教师，起先教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在此期间，宁树藩扎扎实实读了5年马列著作，把马列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头至尾认真梳理了一遍。古文、外文再加上马列主义的学习，无意之中，宁树藩似乎在为之后的新闻史研究储备“能量”，他后来回忆道：“这三样东西的结合，对我搞新闻史教学与研究都是有好处的。”195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紧缺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老师。当时的学界认为，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宁树藩研究现代革命史，在与新闻系系主任王中的一次学术交流中，给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当年秋天宁树藩就转到了新闻系工作，开启了他之后60年的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刚来一年，就写了1.8万字的专业论文《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宁树藩发觉，要真正搞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须下大决心，从头做起，要突破既往的研究范式。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宁树藩特别重视治史要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也常跟学生说“言必有据”，他自己每写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因此他花了大量气力查阅报刊、整理史料，经常埋首校内外图书馆，特别是全国收藏报刊最丰富的徐家汇藏书楼。当年的交通没有如今便利，从复旦大学去一趟藏书楼单程要一个多小时，但丝毫没有减少宁树藩去的频次，以至于他跟藏书楼的很多管理人员成了好朋友，三四十岁时他如此，六七十岁时他还是如此。这其实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且不提100多年来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的数量，光是报刊资料保存这一块，经历过近现代史上的硝烟战火，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不完整。这正是宁树藩起步做新闻史研究的难点。这个“起步”不单是对宁树藩个人，整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当时也才开始不久，大量基础工作尚未开展。为了找到更多湮没于历史烟尘的新闻史料，宁树藩经常到上海街头一个个旧书摊上碰运气，去摊主私家旧书报库选购，再后来，摊主发现了相关的资料会纷纷到学校“送宝”。这样的搜集，宁树藩坚持了几十年，复旦新闻系资料室里的不少珍贵报刊就是这样获得的。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宁树藩还走出了上海，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南京、合肥、济南各地作报刊史料调查，期间走访了众多有影响的报人，加上上海所访，人物遍及“五四”以来各个时期。
不过，宁树藩虽讲究追根溯源，但并不迷信前人著述，甚至是权威著作。有学生回忆，宁老师对经手的每个资料都认真考证，“其辛苦程度对没有做过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1927年出版的我国最早的中国报刊史权威著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曾是各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但限于时代和资料，这部新闻学的“开山之作”有不少谬误，宁树藩一字一句地读，几乎每句话都要去确认、找到出处，与杨瑾琤、方汉奇、王凤超三位学者共勘误156处，撰写了《〈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予以纠正。
尊重学科特性，给新闻史研究注入理性思考
“诚然，新闻史研究首先要弄清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来龙去脉，基本史实要掌握好。但这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做理性的思考，揭示蕴藏在其中的一般规律。”宁树藩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史料“猎手”，也不想停留在对史的叙述上。他自谦“半路出家”，对史料的熟悉程度不如科班出身的学者，所以“更多地思考学理的东西，更加注重规律性的东西”。“史论结合”，从史料中研究新闻史发展规律，是宁树藩治新闻史的不同之处，这一特色在他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后“充满生机的研究空间”让宁树藩感到无比振奋，研究也进入了旺盛期——他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之后的三十几年中产生的。那时宁树藩已60岁左右，不愿墨守成规的他以“新的头脑”投入新时期的专业研究活动，尤其注重研究的总体意识和对规律性的探求。特别是1979年王中重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后，新闻理论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宁树藩与王中两人常一起商谈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沉闷状态。王中建议把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既可以打破以往新闻史研究的框框，也可使三者相互促进，这与宁树藩长久以来的研究心得不谋而合——在研究中国近代报刊文体演进历史的时候，他接触了大量报刊原始材料，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和指挥着新闻文体乃至新闻事业，让它们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演变：消息越来越简洁明快，且忠于事实，而谈狐说怪、捕风捉影的“新闻”渐渐失去了市场……宁树藩感觉到这些变化“都是新闻的特性和本质使然”。“一个学科成熟的程度和它所能体现的本学科特性的程度是一致的”，宁树藩认为只有尊重学科特性，才能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他目睹过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把近代史现代史论著中的现成结论安在新闻史的身上，这让他感到“有点像照相馆里程式化的布景，谁想要照相就往前边一站，不同的顾客都可以同样地使用它”，而“新闻史的研究不能这样贪图省事”，在宁树藩看来，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从长期的实践中，他得出结论：要强化新闻史的“本体意识”，把握新闻史的个性，阐明中国新闻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做出新闻学自己的东西。
“宁老师这一辈似乎对于学科的创制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在学生的眼中，宁树藩一直努力在为建立合理科学的新闻学科开路铺石。在广读新闻理论著作时，宁树藩发现概念模糊、学理不清的现象随处可见，而这种混乱状态会导致科学的新闻学体系难以建立，于是开始着手梳理国内的新闻理论，这在当时可谓“冷门”。他尤为费心的是关于新闻的定义。在宁树藩看来，科学的新闻定义“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澄清新闻学研究中某些混乱状况，是会起着积极作用的”，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迎接新闻理论的发展而清理基地”。
宁树藩并非特意求新，他的新或者说他的特别之处源于他常年的独立思考。宁树藩的博士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的印象里，宁先生很喜欢提问，包括给自己提问，有时是先抛出问题，然后切入某个现象；有时是在述说史实过程中，概括出某个问题，促使大家在理解上能再深入一步。他讲求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报人、受众，时间、空间，评论、新闻……许多问题都是互相依存，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能割裂来看。“即便是个案式的研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尽量延展到各个方面，努力写出其中的复杂性”。黄旦在求学期间十分受宁树藩器重，之后也曾与宁树藩共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宁先生的文章不跟着既有定论走，总是尽力说出自己所感所思。文章所展示出的思辨色彩之浓，在治报刊史学者中是少有的，“总能直接挑开那些我们常见而又不见的面向和关系，给我们来一个当头棒喝”。正因这些思考的习惯和抓根究底的态度，即使埋首新闻史的故纸堆，宁树藩也能产生完全不输于同时代最前沿理论的见解。1984年起，他发表数篇文章力图从哲学高度探讨新闻的本质问题，把新闻从本质上归结为信息，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但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宁树藩完全没有机会读到信息论、控制论，他的灵感来自那些藏在史料中的本土化例子。在宁树藩看来，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实，一样可以在学理上与这些西方前沿理论殊途同归。
这样的思考并不随着职业生涯的结束而终止，1997年宁树藩退休了，但他仍不松懈，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常常在穷思苦想，有时盯着一个问题一想就是数年，甚至十数年，一些独特的、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正是由此而生。比如，2009年做“中国革命根据地报纸分布研究”课题时，宁树藩就花了大量精力调查根据地到底出了多少报纸，为什么400多种里江西占了200种。当时他已经89岁了，仍然不肯停下思考和探索。
生命不息，探索不已，一生将治学当作生活习惯
宁树藩对自己的定位是“纯然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学生印象里的他总是满面春风，没有什么不如意，没有什么不满，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模样。去翻看他的照片，几乎张张都是笑逐颜开。这大概是因为他活得足够简单。身边朋友曾说他“生活简单，看人断事也简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真”，甚至怀疑在对人特别是学生的评判框架里，他只有两类标准：喜欢学术的和不喜欢学术的，“不喜欢学术的，他也不讨厌，更多的是不理解。在他看来，世上哪还有比看书思考更有乐趣更美好的事情呢？”宁树藩对学术的纯粹之心，即使历经磨难也不折半分，“文革”中后期，他已重新启动了学习计划，钻研马克思主义，补读原著，对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和办报活动的研究格外用心；又借助《鲁迅全集》及各种有关的原始材料去较为系统地研究鲁迅的报刊活动；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收藏着丰富的关于严复的史料，对严复很有兴趣的他又利用这段时间对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作了研究。晚年回想起这段岁月，留在宁树藩心里的不是晦暗、辛苦，而是当时渐渐体味到的读原著、考历史、求系统这些治学之道的重要意义。正如别人给他的一句评价：把教书治学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以此托起整个人生。
84岁时，宁树藩的文集出版，文集后记里写着这位老学者对学术的表白：情结老而弥深，总把扬帆于知识的海洋，展翅于智慧的天空作为最大乐趣，“此生不息，探索不已”。今年是宁树藩诞辰100周年，再读这段话，老先生字里行间的拳拳心意依然能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