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和《标准》
几天前收到一封发自美国的邮件，内容是几页复印资料。本是一件小事，不过也值得记述，公诸同好。
多年前，笔者在伦敦查令十字街某旧书店（不是八十四号）买了一册艾略特主编的《标准》（The Criterion，也译成《准则》）季刊，1938年4月号，毛边，正文两百页，杂志和新书广告十二页。封面用纸略略宽大，刊名红色，下面印着长长的篇目：要目九种（含论文、短篇小说和诗歌），随后是主编时评，音乐、广播和小说三个门类的记事以及书评二十三篇。《标准》没有目录页，也是特色。付款时，店主指了指封面底部“简讯”（SHORTER NOTICES）一栏的蓝色铅笔标记，提醒我缺了四页。其实我在翻阅时已经注意到了，心里默默感谢店主的诚实。我买这册《标准》，一是留作纪念，二是为了两篇文章，头条谢文通的《英译汉诗》和蒙哥马利·伯恰特的《马克思和蒲鲁东》。“简讯”似无关紧要。
1938年12月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赛珍珠大讲中国传统小说，她的用意，人人明白。考虑到1938年元旦刚过，即有爱因斯坦和罗素等人公开声援中国，艾略特将谢文通文章置于《标准》头条，恐怕也有同样的用意。五年前他在《标准》（1933年1月号）发表的纪念剑桥古典学者狄更生长文，即是佐证。不过今日重读谢文，有点异样的感觉。很多年来，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紧盯着汉诗英译，乐于寻找误译和欠妥之处，就像自家的善本，借人阅读，却遭污损，不得不当面责难。现在英语国家熟习汉语者不少，有没有人，出于莫名的焦虑，专挑英语文学中译本的毛病？人同此心，一定很多，只是笔者寡闻罢了。
《标准》季刊创办于1922年秋，评论与创作并举，不几年就赢得声誉，1939年年初停刊时已成为二三十年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人文艺术刊物之一，但是它的发行量一直未能过千。创刊号载有不带作者自注的《荒原》，在旧书市场很难觅得。杂志草创时期，艾略特还是劳埃德银行职员，做主编不收取报酬。1927年夏，《标准》试出月刊，难以维持，很快又恢复成季刊。1938年春，即艾略特所服务的费伯公司出版笔者手边这期《标准》的时候，战争风云密聚，奥地利刚举行全民公决，德国实现了德奥合并之梦，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告危。艾略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办刊实践，体现了一条未明言的宗旨：记取一战教训，严拒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本质主义的英国文学（或文化）价值观。他在筹办《标准》时就向好几位外国作者约稿，一心为英语读者搭建跨国界和语种的交流平台。《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艾略特极其失望，不几个月（1939年1月）就决定停办这份已经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杂志。八十年代初，纽约一些知识分子不满于大学里欧陆理论话语的膨胀，创办《新标准》杂志，显然是想与二三十年代的《标准》相呼应。这是又一个话题。
艾略特1965年1月4日辞世前，费伯出版社已计划重印全套《标准》。重印本共十八卷，1967年年初问世，第一卷卷首是艾略特的单页《序言》（未署时间），这或许就是他生命最后阶段准备发表的文字。现在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标准》杂志，大都为重印本。费伯的老板之一杰弗里·费伯是艾略特的好友，应该有人为他立传。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的徐敏教授近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访学，得知我那册《标准》杂志缺少第587页至590页，就通过馆际借阅平台谋取这些缺页的复印件，7月31日用电子邮件发来佛蒙特州的明德学院提供的所缺书页，内容是几篇新书简介，有一本书的书名为“印度和西方哲学：对比研究”。（这本书如果翻译过来，或可稍稍疗救“中外”“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毛病）。目前美国疫情还在以每天新增数万病例的速度蔓延，但是学校的图书馆依然提供出色的服务，这是让我感动的。
越过太平洋，补齐《标准》的缺页，心里自然开心，于是就请远方友人黄若泽博士了解一下这份杂志的收藏状况。他经过一番网上搜索，发现《标准》杂志偶见于英美旧书店，每册售价在美元二十元至一百二十元之间。 在国内，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标准》杂志最多，但不全，而且是1967年的重印版。四川大学也有一些，同样的版本。复旦大学仅一册，不过应该是原版。笔者感谢若泽的同时，又想到过刊的保存。
燕京、北大和清华等校图书馆原来西文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为数可观，院系调整的时候，不少期刊大概不再续订了，但是过刊如何处理？公共图书馆空间有限，旧刊就同旧书一样，有的应该进旧书店，甚至其他地方，对此不应多愁善感。但是，难的是取舍。十几年前，笔者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买到1935年的两期合订的英国文学季刊《今日生活和文字》（Life and Letters Today），纸张厚实，封面盖有燕京大学英文系图书馆英文印章，末页盖一枚中国书店标示售价的小章（6元），封三粘着插借书卡的纸袋，上印中英文“燕京大学图书馆”字样。这两期杂志刊有安德烈·纪德、格特鲁·斯坦因和阿拉贡等人的文章以及玛丽安·摩尔和迪兰·托马斯的诗作，它们大概是从北大图书馆流入市场的。
在院系调整前的上海各校中，圣约翰大学必定有很多人文艺术领域的外刊，或许还包括《标准》。据可靠消息，这些旧刊的继承者，不是在圣约翰旧址办学的华东政法大学，也不是华东师范大学。它们现在何处？笔者摆脱不了执念，竟梦见其中一部分未经装订成册的杂志经打包装箱，还存放在沪上某机构的书库，有待拆箱整理。如果这篇小文章能使它们重见天日，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既然旧刊可以补缺，也应能够拾遗。
窗外的暴雨声打断一番呓语，睁眼又见这本《标准》。本来今年要去英国，还想访书，因疫情作罢。伦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