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画出版社是培养我成长的单位，我从年17岁（1962年）进朵云轩编辑部边实习边读书，至1964年上海出版学校美术班毕业留下，直至2003年5月，58岁借调至北京中国书协《中国书法》杂志任主编，在书画社前后工作42年，一直从事书法编辑出版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峥嵘岁月，令我难以忘怀和感恩各位领导、师友。
上海书画出版社是当代书法复兴的奠基地。《书法》杂志创刊前，1971年至1976年书画出版社“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的活动对中国当代书法复兴与发展的历史贡献，应该记上浓重的一笔。虽然我在《我与书法》，简要介绍过。现在再补写一些回忆，可供今后编写当代中国书法史时及上海出版史提供一材料。
1961年4月8日，经沈尹默提出由陈毅市长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并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官办组织：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宣告成立，沈尹默任主任委员，郭绍虞、王个簃、潘柏鹰任副主任委员，丰子恺、叶露园、来楚生、谢稚柳、顾廷龙等15人组成委员会，胡问遂为研究会专职业务干部。同年秋，胡问遂受沈尹默恩师委派至上海出版学校美术专科班担任了书法老师，我当时是学生。此外，沈尹默当年又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和上海市青年宫开办书法学习班。令沈老十分兴奋的是，青年宫报名人数就达800人。1962年又不断办班，书刻会的白蕉、拱德邻、胡问遂及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等老师均出任了书法或篆刻老师，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书法篆刻人才，周慧珺、王伟平、张静芳等都是从当年青年宫学习班走出来的青年书法精英。由于名师的指教，这批书法篆刻青年才俊之后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书法界的领导和骨干。
▲1977年6月，《书法》杂志试刊
十年浩劫，一切文化艺术都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书法艺术也不例外。然而，在“文革”后期，上海的书法活动却有着特定的发展形式，其中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前身）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活动有着不寻常的经历。记得1970年，书画社成立了“出版革命组”，年25岁的我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具体负责书法篆刻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除了出版毛主席诗词手迹外，还组织工农兵作者创作毛主席诗词及语录或“革命样板戏”为内容的书法单片、对联、字帖、印谱。方去疾、沈觉初两位篆刻家当时也在本组内工作。鉴于社会上知名的书画家、老专家大多仍在“靠边”或者“审查”，为此，当时的报社、出版社纷纷组织联络一批以工农兵为主的创作队伍。1970年底至1971年初，我先后至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等郊县及市区工厂、学校、部队，一边召开出版调研座谈会，一边着手组织队伍。1971年1月21日，首次30多位工农兵业余书法爱好者座谈会在我社（现南京路朵云轩楼上）召开，拉开了活动的序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书法友人频频访华，郭绍虞教授在《》（11月14日）上撰文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学一点书法”，《人民中国》刊发书法作品，在这样的形态下，上海地区的书法活动得以逐步地发展。1972年沪东工人文化宫业余书法组成立，随后，沪西工人文化宫和市工人文化宫等单位也相续成立书法组。1973年初，我从“五七”干校带学生半年锻炼返沪后又抓紧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这30多人以青年为主的队伍逐步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起来，至粉碎“四人帮”时，已经发展到150多人，他们成了恢复协会组织的领导成员和首批骨干会员。1974年至1976年，这支队伍 ，每一、两个月就开展一次活动。内部作品观摩，请王个簃、费新我等老专家讲课；到江南造船厂参观万吨轮，至金山石化厂感受现代大型企业的崛起。当然，在那时特殊政治年代里，在“工宣队”的指导下，突出政治“批判会”“学习心得交流会”等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掺入工农兵作者、通讯员活动中。当时没有名利，人们完全是出于对书法事业的热爱而来，在基层工作的青年书法爱好者，人与人之间的书法交往是比较融洽的、诚挚的。《王羲之研究》《怎样写楷书》《怎样写行书》《怎样刻印章》《简化字新印谱》等出版物、黄若舟的《怎样快写钢笔字》、刘炳森隶书字帖、周慧珺行书字帖、张森隶书字帖、任政楷书字帖等数十万、数百万的出版发行，使上海的书法影响扩伸至全国。不少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使我敬佩的是方去疾、单晓天、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等人当时都是各个小组的召集人，他们的突出才智以及热情为大家义务服务的精神都得到了人们的称赞。王宽鹏、杨永健、吴建贤等先后借调至我社专门精心组织和安排每一次活动。韩天衡、黄简、刘小晴、俞尔科、沈培方、沈鸿根、孙信德、侯殿华等几位在学术研讨、文字编写、社会活动等方面出力尤多。韩天衡、周慧珺、刘小晴、刘一闻、沃兴华、王复耕、瞿志豪、黄简、祝捷等同志还先后借调到我社工作，少则三个月，多则半载两年，一方面从事书法出版物的编写，另一方面也为每月一次通讯员活动服务。所以说，“文革”后期二三年，由于各项活动的频繁举办，这支队伍的知名度、影响力在上海不断扩大，使不少老书家和书法爱好者都托人想参加这组织。活动影响波及江浙近邻。连当时杭州书画社的负责人吕国璋及朱关田等人也闻讯赶至上海来“学习取经”。
▲《书法》杂志2018年合订本
在书法编辑出版和通讯员活动中，有不少事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此仅举三例。一是1974年出版周慧珺书写的《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当时，我曾上门拜访她多次，向她约稿。她很谦虚，一再推辞，说是水平不够。我则反复动员，说明知名的老书家仍在“靠边”或者“审查”，难以组稿，而我们这支通讯员队伍中她的行书是大家公认的佼佼者，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连其父亲也感动不已，并帮我劝说。周慧珺终于下了决心，字帖反复书写数次后终于定稿而问世了。这也许是“文革”中全国第一本现代人书写的行书字帖，一版再版，印数达数百万册，影响极大，全国书法界都知道上海出了一位著名女书家周慧珺。第二件是1975年，我特地邀请王个簃老先生为我们作者通讯员上课，让原朵云轩经理、画家黄昌中同志到中山公园王老的住处乘机动三轮车（当时的出租车）将王老接至南京东路三楼会场。王个簃传授技艺毫无保留，对作品分析一丝不苟，聆听者座无虚席。事后，工宣队负责人竟找我训话，狠狠批评我不应该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讲台，“腐蚀”工农兵作者。还用“小车接送”“立场不稳”等。我不以为然，并用毛主席讲“给出路”，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的政策据理力争。第三件事是1976年元旦，毛主席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公开发表，21岁的沃兴华以功力扎实的颜体行书在朵云轩一进大门的近二丈宽的大屏风上书写了这首词，巨幅书法作品成了南京路上的一个亮点，不少行人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至今书法界的不少朋友们谈论这段佳话时还对其颜体风貌的行书赞不绝口。
1977年，十年动乱结束后，原先停止活动的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恢复，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活动也随之结束。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感到，书法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艺术，任何高压的政治摧残都不会使它凋零的。相反，曲折的道路，反而使大多数青年人得到了锻炼，致使上海的书法事业在不断地延续和发展，也为“文革”后的书法大繁荣、大发展、《书法》杂志的创办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