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当年大学生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我从小喜爱书画，中学时就跟着薛邃老师学习山水画。在复旦读书期间，参加了学校的书画篆刻研究会，所以，毕业分配时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了书画社。
一直到2001年从上海书画出版社调到上海中国画院，我始终没有离开过《书与画》编辑部，其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受社领导委派去编辑《东方艺术市场》，也曾经一度被抽调去参与筹建时尚类杂志，但都是在编辑《书与画》同时兼任的工作。十六年的编辑生涯一共编了多少期杂志、多少本书籍，推介了多少个书画篆刻艺术家，我从来没有统计过。当年《书与画》杂志在介绍传统经典书画篆刻艺术的同时，不断地推出各地优秀青年艺术家，很多青年才俊由此脱颖而出，跃上人生和艺术的新高度。我前些年有幸代表上海赴京参加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看到各地代表中有不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书与画》当年的青年作者，如今在各地都功成名就，在由衷地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曾经默默地扶过一把而感到欣慰。
一转眼，离开书画社已经将近二十个年头了，然而编辑工作的经历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除了对书画艺术日甚一日的喜好外，我把这种影响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生观，具体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那就是由编辑这个特殊的工作性质引申而来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精神，从而形成甘于奉献、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第二个是艺术观，具体表现在全民共享的艺术理想。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下里巴人，也毫无疑问地拥有理解和享受阳春白雪的权利。艺术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应该成为一小部分艺术家的私密区域。整个近现代艺术史的进程从大的方面来讲，基本上就是从精英化不断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所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把审美的普及和提高视为理所当然的使命。我从编辑《书与画》杂志，到为启蒙鉴赏类电视节目《诗与画》撰稿，都是这种艺术观的自我实践。而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了我的工作理念和习惯，并且这种理念和习惯让我在画院的工作中获益良多。
这二三十年来，有很多同事离开了书画社，他们大多在书画领域各有建树，有的更是在书协、美协、艺术院校以及画院等专业团体和机构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和角色；而令人艳羡的是，兵如流水，营盘依然是铁打的。尽管在不断输出人才，但书画社本身却并没有因此而衰落和萎缩，相反，在经历数次改革和转型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推进，书画社反而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尤其是近年来，书画社励精图治、稳扎稳打，在延续了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成为全国美术出版行业中不可或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佼佼者。如果说，书画社当年是以编辑、印制、出版书法碑帖扬帆启航的话，那么今天，她已经是一艘动力充沛、装备齐全并且雄心勃勃的旗舰。她既坚持普及推广，又兼及学术品位；既着力经典传承，又关注时尚潮流。她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并举并重、咸有可观，在传统出版行业面临严重危机和挑战的今天，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上海的书画艺术，曾经被誉为中国书画的半壁江山；而今天，当我们倾心倾力要把上海建成为国际化文化大都市的时候，如何把上海积淀深厚、内涵丰富、潜力十足的书画艺术进一步推陈出新、发扬光大，着实是任重而道远。
巧合的是，今年是上海书画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也恰恰是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六十周年。这六十年是不平凡的六十年，两家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而今又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放眼今天的上海美术界，人才汇聚、创作繁荣、市场活跃，不管是书画社还是画院，抑或是其他艺术机构，聚集了一批批钟情中国书画艺术、期冀中华文化中兴并愿意为之鞠躬尽瘁的热血志士。时不我待，身处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把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化为推动艺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齐心协力营造更加和谐丰沃的艺术生态。
六十年，我们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