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上海书画出版社建社60周年，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我与上海书画出版社缘分最深，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可以称作我的艺术大学。
我与朵云轩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会去朵云轩的柜台购买清末民初墓志、碑铭的拓片。1963年春天，我第一次去上海书画社编辑部，是老师方介堪先生让我去见他的堂弟方去疾先生。我拿着自己刻的印谱给方先生看，他看后对我说了一句：“可以变了。”我之前受方介堪先生影响，遵循的风格很传统，但方去疾先生摇头说：“不，可以变了。”又重复了一遍。方先生在朵云轩二楼的点拨，真的是振聋发聩，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与变法。
1972年，方先生把我叫去，商量用篆刻的形式来表现当时应景的文句，如八个样板戏中的句子，并启动了一个关于篆刻创作的出版计划。当时他比较谨慎，主张作者全部从工农兵中选取。我觉得这些作者还都比较年轻，创作水平也有限，提出将历史清白、没有受到冲击的老先生一道邀来参加创作，这样作品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于是创作队伍里后来就增加了顾振乐、单晓天、江成之等老一辈的篆刻家。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笼罩在“破四旧”的氛围中，用古代的篆书文字来刻“样板戏”的台词，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创作顾虑比较多，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全部以简化字来刻。用篆字治印，大家驾轻就熟，换成简化字，大家都无从下手。所以这个出版项目的印稿，对每个印人来说，都是创作上的新课题。我们把各位作者请来，由方去疾老师分配各自承担的印章文句。方先生与我立了一个规矩，他说：“天衡，我了解你的特点，越是奇特刁钻的字句，你越能处理得好，他们挑走剩下的任务归你。”面对难题我也的确是殚精竭虑，一稿、两稿、三稿、五稿、十稿地推敲章法，方先生也会适时地鼓励我，“嗯，这方刻的味道特别好，所以当时不让你先挑还是对的”！
在1972年，我们以“新印谱”为名，在“文革”期间推出了第一本刻印作品集，内容选自“革命样板戏”，后来这样的篆刻作品又陆续出了几辑。这类出版物，主要是方去疾先生担纲策划，我参与联络与编辑，本质上是集体创作。也许因为我当时是党员，又是士兵出身，就在封面的作者位置留下“韩天衡等作”这样的作者署名，占了大家的光。不要小看这些薄薄的，三十二开散页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在“文革”期间的印坛，算是一朵奇葩，让篆刻艺术在那个非常时期得以生存展现。当时叫作上海书画社出版革命组——也就是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前身——在全国也算开了个先例。
这个头开得非常好，虽然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形式，既不碰“高压线”，在内容上也有特别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这确实让上海的篆刻艺术家和爱好者们有了一个操刀刻印的机会，尤其是让年轻人在特殊时期有了练习的契机。这在当时的全国范围都是罕有的尝试，也让上海的篆刻艺术在“文革”时期就聚集了队伍，打下了基础。这既是方去疾先生对印坛的贡献，也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对时代的贡献。
我印象中，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正式变更为现在的名称，在此之前是叫上海书画社出版革命组。当年改定“上海书画出版社”社名后，方去疾先生在上海及外地征集了好多书法家来书写社名。小房间挂得满满，后来社标最终选用了方去疾先生创作的那一张。其他的社名作品，如果现在拿出来，那想必也是洋洋大观。
1974年秋天，方去疾先生与我商量编写一部既能够符合当时的认识，又能普及篆刻史的书，这就是后来的那本《中国篆刻艺术》。当时组织创作有个规定，不要突出个人，这个具有学术眼光的出版计划就组建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顾振乐、单晓天、潘德熙、方去疾和我，还有一位年轻人。当时方去疾先生的身体不太好，我就被借调到书画出版社的编辑部执笔撰稿。
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上海书画出版社办公地点也从南京路的朵云轩，搬到了衡山路。我依旧天天上班，那时候觉得书画出版社的资料室相当好，方去疾先生“文革”期间曾经在朵云轩门市部当营业员，有人将珍贵的旧印谱拿出来卖，方先生就收进来放在资料室。对于我来说，上班就是在资料室读书，看这些印谱，做笔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撰这本书的过程，就像在“大学”研读。
这本书基本完稿于1975年，当时政治风气依然笼罩在“四人帮”的控制之下。一次我因心直口快，发表了与“革委会”领导相左的意见，社“工宣队”组织了对我的批判会，并认为我不适合再继续借调到出版社，这本《中国篆刻艺术》由于是我主笔，也因此被搁置，直至1980年才最终问世。当年这本书第一版就印了六万册，且销售一空。后来日本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也出了翻译本。
我后来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与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工作往来也一直比较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可以称作我的艺术大学，从未中断，而且相继出版了诸如《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中国印学年表》《韩天衡豆庐印选》《天衡五艺》等著作。
上海书画出版社规模不大，却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艺术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书法》在书法普及上，《书法研究》在学术理论上，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出版物，也是很热卖的杂志。上海书画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珍贵的印谱、字帖、画册、艺术史论，即使在“文革”时期那么恶劣的情境下，也有新印谱出版，这是一种不畏风险和有胆识的体现。如果说，“文革”时期还在坚持出版篆刻相关的图书，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家了。
我与书画社的《书与画》杂志也很有渊源。当时上海中国画院的伍蠡甫先生作为美术史家，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编《中国美术辞典》，约我撰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关于齐白石92岁时创作的《荷花影》。这篇文章得到了伍先生的肯定，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为我的一本《韩天衡画集》欣然创作了序言，并刊登在了《书与画》的杂志上。
谈到我与书画社合作的图书选题，就不得不提《篆刻三百品》。这本书是我带了四个学生共同撰写的。学生们的基础参差不齐，我就同他们开编纂讨论会，学生们上交的艺术剖析我每篇都会修改，甚至改到面目全非。这本书的名字是效仿《唐诗三百首》，命名为《篆刻三百品》。带着这些学生写书，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历代的经典有最透彻的认知，对艺术家的高妙之处有清晰的掌握。出书又育人，双丰收。《篆刻三百品》正式出版十周年之际，应上海书画出版社及诸多读者之邀，我和几位学生又重新打磨，修订出版了《篆刻三百品（珍藏版）》。
与上海书画出版社几代编辑、出版的往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方去疾先生对上海的篆刻艺术发展的贡献，周志高主抓《书法》，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王立翔社长作为出版人，有敬业精神，他对出版社的定位一直很清晰，并坚持着立意高、水平高、质量高的选题标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辑们有甘做嫁衣的奉献精神，有很强的责任感。虽然现在图书出版业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但我认为，历史要延续下去，我们付出的很多艰辛的劳动，都凝结在有价值的图书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纸质书会越来越显示它的特殊价值。中国人常说“纸寿千年”，优秀图书是“寿过千年”的。优秀的图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写书的人，出书的人都要有坚定的信念。
上海书画出版社经营了一个甲子，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也成绩斐然。我相信，诸位编辑，保持着真诚，严谨的品质与作风，自会收获一个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