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章培恒（1934―2011），文史学家，浙江绍兴人。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0年晋升教授。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198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由学校授予“杰出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曾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并与陈思和教授等共同创建新的二级学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不京不海集》等；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
学中文的人，对文史学家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新著》一定不会陌生。同类的文学史教材不少，如果要提名一个“最具个性奖”，那章培恒的版本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他的文学史著述在问世时就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并被公认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以“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为线索，回归文学本身，勾勒出一部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心灵史，也回答了那个他探索一生的理论命题：如何打通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因为诉诸“人性”，章培恒笔下的文学史总是有血有肉，和他所推崇的文学观念一样，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和他崇拜的鲁迅先生同乡。他性格里的许多特质——耿直、顽强、执着、豪爽，也似乎都能从这座历史名城的底蕴中找到源流。“先生觉得从事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的人，不能是冷冰冰的，一定要有感情。所以他特别强调激情，讨厌世俗的繁文缛节。他觉得文学要有赤子之心，文学到最后还是要表现人本身，所以他喜欢北宋词，喜欢鲁迅、李白那种有血性的性情中人。”章培恒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这样说。
用最有天赋的才能，做最扎实的研究
章培恒是幸运的，1952年，原本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他因院系调整进入复旦中文系，正好赶上了中文系名师荟萃的“黄金时代”。那时，教现代文学的有贾植芳先生，教古代文学有朱东润、蒋天枢等先生。章培恒在大师们的余荫下成长，三位老师各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品格，都在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贾先生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带给他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朱先生带给他最大的启发，是做学问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权威，同时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而蒋先生所代表的国学传统，则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本功。
然而，章培恒的求学之路也充满坎坷。尽管后来他以古代文学研究著称，但他最初的学术兴趣却是在现代文学——早在高中时，章培恒就读过大量鲁迅的作品，大学时代在贾先生的影响下，更是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产生极大兴趣。1954年，从中文系毕业后的章培恒留校任职，担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谁知一年后受到“胡风事件”牵连，被调去图书馆工作，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只能“忍痛割爱”。对年轻的章培恒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异常沉重，所幸，命运很快给他开了另一扇窗——1956年，中文系重新将他召回，分配给蒋天枢先生当助教，并由蒋先生指导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在蒋先生的指引下，章培恒改变的不仅仅是学业的方向，更是做学问的方法。蒋天枢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始终坚持老师的学术路径，治学严谨，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章培恒曾说，正是这样的蒋先生，改变了他原先做学问“眼高手低”的“手低”状态——最初，他给自己拟定的研究计划是花五年时间把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名著读一遍，但蒋先生却直率地对他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学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先打好历史与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基础。于是，章培恒从读《说文》《尔雅》《通鉴》、校点《四史》开始，一部一部、一字一句地咀嚼，同时又广泛涉猎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著作。治学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但正是这样的“笨功夫”，成就了后来那个学问深厚、以实证研究闻名的章培恒。
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次尝试，是章培恒从1957年开始撰写的《洪昇年谱》，这也是他文学史研究的起点。选择洪昇作为年谱的研究对象是颇需要勇气的，尽管他是清初两大戏曲家之一，但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资料极为罕见。为了填补文学史研究的这片空白，章培恒几乎是从零开始，在上海遍查了有关史料后，又自掏腰包“北上南下”，先赴洪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掌握了洪昇佚作等新材料；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昇作品集……先后查阅了四百多种文集及相关资料，经过大量的史料爬梳、考证工作，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1979年，这部书稿在尘封了17年后一经问世，便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被誉为“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
学术处女作《洪昇年谱》的问世一举奠定了章培恒的学术地位，但是，这只是他多年来辛勤耕耘所显露的“冰山一角”——继《洪昇年谱》以后，章培恒还做了大量富有拓荒意义的实证性研究，如《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对于屈原和李白身世的考证，还有大量关于《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版本和作者的考证，这些文章后被收录在《献疑集》《不京不海集》等论文集中。翻阅这些文章不难发现，每篇都是从疑点入手，“没有一篇是随声附和的”，而他所提出的看法，几乎都是“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然后通过对史料的一网打尽和严密的论证做到滴水不漏。
“章先生一直是用最有天赋的才能，做最扎实的研究。”这是他留给学生们的一致印象。据陈正宏回忆，他年轻时曾参与撰写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虽然是通俗读物，但章先生还是以考据的学术态度来要求，比如有的地方我写了‘某某笑着说’，先生会让我从史料中找出证据，如果有‘笑曰’就可以保留，如果没有，那就删掉。这对当时的我冲击很大。”后来他跟着章先生编文学史新著，在撰写“袁枚”一章时，本来他觉得袁枚除了著名的“性灵说”，没有新的东西，“但先生让我不要过早下定论，而是先去图书馆找资料，还真的翻出了一些新的材料。这就是他修文学史的态度，不是说立了一个观点，然后把现有的已经成熟的材料组织起来，而是把文献考订的工作先做实，事实上他花了很大功夫重新整理这些材料。”章培恒的治学态度，从上述细节中可见一斑。
思想者的学问：以“人性”修文学史
一般认为，微观而琐碎的史料考证，可能会牺牲宏观视野下的价值判断。但在章培恒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看来，章先生的实证研究却恰恰相反：“他所着手开展的个案研究，大多被置于对中国文学总体发展过程及内在联系的观照下，也就是说，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复原个别的历史事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希望在古代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方向。他的文学史著述，也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评。”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章培恒的研究涉猎相关广泛，上起先秦，下迄近现代，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背后渗透着同样坚定的现代关怀与价值判断——那就是他将五四新文学所追求的人性解放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贯通起来，作为他审视古代文学演进的标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他认为从“竹林七贤”到陶潜、谢灵运等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尊重个性的要求或愿望”。在他看来，“文学的创作者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关照下，章培恒在一系列重要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萌生了以人性的发展为主轴，重构中国文学史的愿望。
章培恒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认为，与同类的中国文学史相比，章先生的著作无疑是最富个性的。“在他眼里，文学史的作用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功能。他的文学史写作有现实的针对性，他认为理解文学作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学，标准都是能否打动人，不能使自己或是别人感动的作品，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写文学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文学如何回归它自身，强调什么是文学的真正价值。并且，他反对把文学中人性的价值看作完全是西方传入的，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元明以来的通俗文学里，已经有了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尤其是在表现女性和爱情方面，如《西厢记》；而到了现代，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原本植根于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样一部文学史，是能和世界文学真正接轨的。”陈建华这样说。
在章培恒看来，中国文学史中的人性之旅颠簸曲折，但对自由、解放的渴望与实践却始终不息——他想证明的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现代文学正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人自己的文学也能够一步步发展。事实上，这种“古今贯通”的文学整体观念是章培恒一直以来所呼吁的。正如陈建华所说，很长时期以来，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两门学科总是各自为政，但先生主张文学史家应当破除学科机制的局限而建立一种古今通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应当更关注文学作品在历史流传中的人情感受，从而认识到什么是文学长流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研究现代文学的应当对文学传统具有足够的修养与敏感，不要把现代文学看作是完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产物。正是在章培恒的倡导上，古今文学的演变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习以为常的观念；也是因为他，古籍所现在多了一个新的学科方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痴迷武侠小说，为人也有侠气
提出“古今贯通”的文学整体观，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章培恒始终不灭的现代文学情结，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贾植芳先生很大的影响。曾经有人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他的“功夫”是“不正宗”的，好比武侠小说的邪派武功。章培恒却回应说，这个“不正宗”实在是他很喜欢的，也正是从贾先生的方法和路径里学到的。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文学旨趣还是学术研究对象，现代文学从未淡出过章培恒的视野——他曾经撰文坚定不移地捍卫鲁迅传统；他也总是能以独到的眼光超前研判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武侠小说的研究。
章培恒对武侠小说的痴迷，在学术界广为人知。日常生活里，他常常寄情于武侠小说，甚至自己也曾萌发出想创作一部武侠小说的想法。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可以是业余的消遣，也可以是严肃的研究对象——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武侠热”“金庸热”在中国高涨，他撰写过多篇论文，为武侠小说这一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的非主流文学创作“正名”，并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所有武侠作家里，章培恒最推崇金庸，发表于1988年的万字长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肯定金庸的文学成就高于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他觉得金庸作品生动好看，“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在当时，尽管金庸的作品在坊间风靡一时，但在学院派的眼里，却“还是不入流的东西”。这样敢于逆着主流“仗义执言”的章培恒，也很像他所喜欢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反叛传统、特立独行的侠客。
在很多人看来，章培恒的身上也有一种“古道热肠的侠义情怀”，无论对师长、对同辈、对学生，他都很重“江湖义气”。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必诚回忆，章培恒轻财重义，特别有奉献精神。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去日本访学一年，回国后他把在日任教授课的工资，除去在日生活开支和上交学校的以外，所有剩余的一部分买了图书，送给系里的图书资料室；一部分买了冰箱等大件，送给蒋天枢先生和系里其他老师和同事。老师们退休工资低，他尽自己所能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或为他们安排一个适合年龄的工作，或暗中接济他们，让他们能安度晚年。学生经济上有困难，他考虑如果直接给钱，对方不好接受，就佯称出版社有稿子要抄，以稿酬的名义支持他……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
“被先生追问得满身大汗”，学生都记得他的严和爱
对于自己的学生，章培恒是既严格又爱护。他的“严”是出了名的，“每次我们上课或者和先生讨论问题，不能随便说‘我觉得’，一切观点都必须有根有据。你以为一个问题已经弄明白了，可经不起他的追问，常常会被追问得满头大汗，一堂课下来，连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章培恒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郑利华教授曾这样说。但同时，他对学生无私的提携和爱护，更是让学生们记忆犹新。“‘让学生打工，老师拿经费’，这在章先生那里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是通过项目来培养学生。编撰《全明诗》时，所有的标点句读他全部自己先整理一遍，然后再分配给我们。这样做很慢，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但他一贯如此。”陈正宏还记得，当年他与章先生一同编写《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文学卷》，当时他在学界初出茅庐，为了更好地扶植年轻人，书稿付梓前夕，先生专程赶到出版社，提出让学生署名在前。
在对学生的教导中，章培恒一直强调研究中国文学史，实证研究和理论关照都不可偏废。“一方面，沿袭蒋先生的传统，他在我们入门时的第一课，就让我们读线装本《史记》原著，为《史记》断句，标注标点。另一方面，在贾植芳先生的影响下，他非常重视理论。章先生是老党员，特别推崇马克思主义。我们进来读古籍整理专业时，有‘专业基础理论’这门课，现在我也在上，我上的是古文献概论。但章先生当年不是，他教我们读马克思的原著。和今天的政治课也不同，他读马克思是像传统的读经一样，一句一句地读，然后带着我们讨论。”陈正宏就这样说。
在教学实践上，章培恒还有诸多创举：为了鼓励学文学的学生贯通“古今中外”，扩大研究视野，他曾与外文系夏仲翼教授同台授课，把中外文学互作参照系，如“古希腊罗马有长篇叙事诗，中国古代文学为何没有？”就是他们一起讲课的题目。为了教导学生独立思考，上课时，章培恒并不按着教材讲，而是在讲述具体作家作品时，抛出一个又一个学界存疑的问题，并告诉学生不要尽信教材。他的绍兴口音并不好懂，但还是能把枯燥的学问讲得生动有趣，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连走廊里也挤满了人。
但最令学生们触动的，还是章培恒对学问的执着，和他近乎完美主义的求真精神——纵观章培恒的一生，他的学术道路是极不平坦的，早年受牵累于政治，晚年又疾病缠身，而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正是他拖着病体，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哪怕《中国文学史》已经让他“功成名就”，但他还是本着求真的精神，敢于否定自己、不断挑战自己，为后人留下一部尽可能完美的作品；类似的例子还有编辑《不京不海集》，从章培恒拿到这本论文集的校样到正式出版，经历了长达10多年，这漫长的时光，是他根据新材料和新思考，对之前论文精益求精的不断打磨。直到生命的最后，章培恒还是依然为学术而忙碌着，带着治疗装置，揣着医院证明，奔赴全国各地参加会议和活动，他选择抓住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多地为后人留下些他耕耘过的足迹……
谈及老师的治学精神，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句话：“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是章培恒曾写给1979级毕业生的题词，也恰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部分照片选自《不京不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