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成立。八位发起人，在当时是一群平均年龄仅25岁左右的革命“后浪”——李汉俊，出生于1890年；陈望道，1891年；俞秀松和施存统，1899年；沈玄庐，1883年；袁振英，1894年；叶天底，1898年；金家凤，1903年。
“100年前，青春信仰在此起航。但相较于一大会址和二大会址，新渔阳里的资料太单薄了。”这处团组织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该如何更深入地走近当下青年群体？《新渔阳里六号》一书作者陈晨亮相上海学习读书会，细数那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解读“新渔阳里六号与中国共青团的起点”这一主题，带领读者重温百年前的革命青春故事。
为撰写《新渔阳里六号》，陈晨近三年里查阅了大量史料，一次次的阅读、思索与实地走访中，她明确了写作思路，将渔阳里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鲜活呈现了出来。该书列入“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不久入选上海市“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团史、党史的讲述，离不开一个人物和一本杂志——陈独秀和《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了创刊号，后人把《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称其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办了几期后，杂志因观点鲜明而声名鹊起，却因刊名与基督教上海会主办的杂志名字雷同而遭到抗议，后改名为《新青年》，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三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块永恒的丰碑。后世评价，“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移师北大。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获释后，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秘密回到上海，4月迁入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杂志也重回上海。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担任书记，《新青年》被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俞秀松是发起组中年龄最小的成员，被陈独秀指派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新渔阳里6号位于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先是戴季陶住宅，迁出后成立中俄通讯社，1920年8月在中共发起组领导下，最早的党员俞秀松等8人在此成立了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那8位青年团发起人又勾连起怎样的革命图谱？
其中，俞秀松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19年10月10日创办刊物《双十》，两期后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担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施存统与俞秀松同为浙江一师学生，一同创办《浙江新潮》杂志。他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替代不平等的“孝道”，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浙江新潮》遭当局扼杀，但这份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陈望道是俞秀松与施存统的老师，他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李汉俊1918年岁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后与兄长李书城一同租住在新渔阳里六号。
沈玄庐与戴季陶等人参与创办《星期评论》杂志，沈玄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但后投靠国民党，杀害近千名共产党员，1928年8月28日他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暗杀。
金家凤是发起人中年龄最小的，在党团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他捐出本来准备用于留学的6000大洋，帮助党团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袁振英1920年来到上海，协助陈独秀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
叶天底由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刷所为《新青年》杂志做校对。他身体不好，“带着药罐”坚持革命，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叶天底抬到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成立后，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步青年，并为输送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1920年9月，团机关创设“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杨明斋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俞秀松任学社秘书。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包括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等。
1921年，俞秀松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从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至今，共青团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团员人数从最初的八名发展到如今已近9000万。不少年轻读者纷纷表示，新时代“后浪”更应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勇做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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