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开路先锋是工兵。
工兵分队同炮兵和重机枪分队比，因基本不受交通条件和装备的限制，建起来更方便。因此,在1930年6月红三军团建立时，就编有工兵连。同年10月，红一军团也建立起了工兵连。
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根据作战的需要，将原红一军团工兵连扩编为工兵营，下辖3个连。红军的工兵连常常在攻打坚固阵地时发挥到炮兵的作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转入拔除苏区内敌军据点“土围子”的战斗。1931年10月初，针对战斗中存在的问题，方面军总部指出：“以前打土围子攻炮楼都用步兵的冲锋。用炮兵威吓，实在不够得很，死伤很多，土围子炮楼还是没有打开，总不晓得用工兵的能力去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他的围墙，再冲进去，或是用多量火药完全给他炸个干净”。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普遍推广坑道爆破作业，并且注意爆破的各种数据和经验，以便整理成工兵教材。
10月28日，红三军团在攻击会昌城时，方面军调集四个工兵连进行爆破作业，仅在南门挖掘的坑道就长达150米，装药数百公斤，把城墙炸开一个长达数十米的破口，保障了攻城战斗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作战也喜欢用工兵，在鄂豫皖时期，攻打黄安、苏家埠等大战役中，就是让工兵挖地道，直挖到敌人城墙下，然后在下面埋上一棺材的炸药，点燃后，轰的一声巨响，把敌人的城墙炸塌。红军把这种挖地道放炸药的办法戏称为“土飞机”。“土飞机”很管用，直到解放战争时打晋中、打太原还采用这种办法。
工兵连在长征中逢水架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军委干部团工兵连，在红军强渡乌江时架浮桥就是典型的一例。乌江，自古以来就有“天险”之称，江宽水急，江面宽200多米，江心的最深处是5米左右，流速每秒钟1.8米。在这样一个水急浪高的河上，冒着敌人的火力架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工兵连在工兵教员谭希林、何涤宙的指导下，架桥颇有创意。全连200多名学员用竹排、枕木、门板做成了一节一节的门桥。门桥做好了，但是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放在水里固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桥一入深水就好像脱僵的野马一样，挣着往下游跑。怎样才能把一节一节的门桥固定在浮桥的线路上，成了架桥中的大难题。
谭希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用大石头做“石锚”把门桥拖住。红军试着把三四百斤重的石头推到水里，但是因为石头重量不够，表面又光滑，仍然拖不住一节门桥。这么大的石头也来不及现去开采。
后来，大家又想出改用竹篓装石头的主意来改装石锚。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每个石锚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排上装制，用竹排运到下水地点滚入水中。这个重家伙果然把门桥死死地拖住了。这才固定住了浮桥。浮桥架成功后，红一军团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不久也踏着浮桥过去了。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时期还建立过一个方面军总部直属的水兵连，地点在旺苍城王庙街戏楼，堪称人民军队最早的水兵建制。那是1935年2月，正当陕南战役打得激烈时，陈昌浩与徐向前为即将进行的嘉陵江战役作准备。从彭杨军政学校、红30军、红31军中抽调了250名身强体壮，有一定浮水、划船基础的战士，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水兵连，训练基地就在老城北头的长滩坝古渡口。只要一声令下，水兵连战士立即扑向河中，练习浮水、划船、架桥的本领。这支被突击训练出来的水兵连，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来源：本文摘自《胜利密码-解放军战力之谜》，刘波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