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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站在柳子桥眺望柳子庙，感叹古建筑知识的贫乏。这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色调清冷，结构奇特，走过许多地方，未见雷同，觉得柳子庙个性鲜明。有四级台阶，引抵庙门，门上方镶嵌着长方形的黑色石板，中间有“柳子庙”三个大字，特别的“颜筋柳骨”。“柳子庙”三个字的四周，是凸出的精美雕刻，上端是一支昂首的瑞兽。再往上看，更奇，还是两个活灵活现的瑞兽，头挨着头，站在庙门的顶端，直视前方。从它们头顶越过的是一个月牙形凌空的屋檐，空灵、玄虚、缥缈。“月牙”的中心，盘着两条各望东西的蛇，两条蛇的中间，立着色球叠成的小塔，塔尖低于“月牙”的两端。
永州，柳子庙，未等步入，眼前的景象，就让我的思绪飞扬起来。读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也有空灵、玄虚、缥缈的感觉，直观韩愈是如何用文字描画了柳宗元从人到神的过程。他告诉我们，在柳州担任刺史的柳宗元，与百姓和睦相处，施以礼法，于是有了官民相悦的现实。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官府税收也有了保证。于是，“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父子情深，夫妻恩爱，婚丧嫁娶，按部就班。同时，修建孔庙，植树修城，“柳民既皆悦喜”。在韩愈的文章中，我看到了唐代的扶贫模范。后面更有意思，穿越亦悬疑，韩愈笔下的柳宗元对部将说：“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果真，次年柳宗元死了。三年后七月，柳宗元的灵魂降临柳州官衙，深夜，托梦欧阳翼“馆我于罗池”，也就是说，在罗池为我修馆舍。欧阳翼、魏忠、谢宁等部将迅速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建好罗池庙，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一位名叫李仪的不速之客喝大了，在庙堂上出尽丑态，即刻生病，蹒跚走出庙门，伏地而死。
起伏跌宕，人鬼情未了。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魏忠、欧阳翼派谢宁到京师，请韩愈撰文刻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己”，于是，韩愈写了这篇文章，同时作《迎享送神诗》，送给柳州百姓，祭祀时吟诵，同时刻碑以铭。“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舩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文辞古雅，仿《楚辞·九歌》体而成，描写迎神的场面，柳州百姓的心情，也描绘出“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的优美景色，希望柳宗元永远造福柳州百姓。
《韩昌黎全集》收有《柳州罗池庙碑》，文前小序讲道“其碑石本首云，尚书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韩愈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赐紫金鱼袋沈传师书”，也就是说，韩愈的文章写好，就勒石刻字，立于柳庙了。可惜，这块碑被岁月的烟尘湮灭，早已不见踪影。好在沈传师书写的《柳州罗池庙碑》全文拓片还在，那笔精妙的楷书今人依然临摹。
苏轼没有书写《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他以古厚高绝的楷书，书写了《迎享送神诗》，“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因第一句有“荔子”二字，后人便以“荔子碑”称之。苏轼敬仰柳宗元，晚年被贬，以吟诵柳文、陶诗言志。或许，柳宗元颠沛流离的一生，让他生出几多感慨。因此，他应邀书写《迎享送神诗》，带着深深的情感，一笔一笔地写，墨稠锋健，掷地有声，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一篇杰作。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王世贞则视为“天下第一碑”。我临过“荔子碑”，感受到此碑的深度与强度，觉得二公所言不虚。
是谁请苏轼写的《迎享送神诗》，什么时候写的，只能推断，没有定论。不过，刻石立碑的时间是明确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此时，苏轼离开人世已有一百多年了。
传说有了，这块立于罗池庙中的碑，因“柳事韩文苏书”，被称为“三绝碑”。尽管还有一些知名的碑刻也有“三绝碑”之称，不过，从人文渊薮中看去，“柳事韩文苏书”更有绝美的精神气象。
二
登上一级台阶，又登上一级台阶，站到柳子庙的门前了。两侧各立着一座石狮子，石狮子左右，依次是两棵挺拔的松柏，树干碗口一样粗，树冠向上收缩，绰约多情，宛如两位相思的湖湘妹子。在门口停留几分钟，回望一眼柳子桥，平息一下起伏的心情，进入柳子庙。
开始，觉得头顶有压抑感，再向前走，就是一级级台阶，到了平缓处，回头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柳子庙门前所见的月牙形屋檐，是戏楼的屋顶，从正面看，有三层屋檐，两端翘起，浪漫、飘逸。那个色球叠成的小塔，在戏楼屋顶的正中间，神秘莫测。
柳子庙是歇山顶式砖木结构的古代建筑，三进三开，上下衔接，曲径通幽。第三进是正殿，柳宗元端坐、握笔的大理石塑像，让人想起柳宗元坎坷的一生。塑像的一侧有“利民”二字，门檐上悬一块木匾，上书“文冠八家”四字。我在柳宗元的塑像前伫立，默默看着他手中的笔，就是这支笔，在贬逐的道路上写了多少忧患天下、寄怀苍生的文章啊。
在京城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因朝廷改革派失势，遭到清洗，805年，被贬为永州司马，815年，接诏书回京，再一次深陷政治泥淖，未能重用，改贬柳州刺史。819年辞世。永州司马10年，柳州刺史4年，因政绩卓著，得到两地百姓的爱戴。柳州建罗池庙，后改为柳侯祠，永州则建了柳子庙，也就是我现在驻足的地方。
离开柳宗元塑像，回到二进院的中殿，东行，在一面墙上看到一些石刻，最耀眼的当然是“荔子碑”。柳子庙里的“荔子碑”为四块长方形青石，手艺高超的雕工把苏轼书写的《迎享送神诗》刻在上面。第四块青石，有清代永州知府廷桂留下的跋语，读后，恍然明白，四块青石连缀而成的“荔子碑”，不是南宋嘉定十年刻立的“荔子碑”，那块历经沧桑的宋碑，还在柳公祠。
面对“荔子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渐渐的，眼前的“荔子碑”一点点深暗下来，本是白色的青石，暗了一层，又暗了一层，朦胧中叠映出我在柳公祠见到的“荔子碑”，那是初刻，也是历经磨难，坚韧挺拔。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第一次造访柳州，自然要去柳公祠谒拜。写文章或喜欢读文章的人，都知道柳宗元的分量。在柳公祠，拜观“三绝碑”，碑上的字有拓片流传，是学习书法的范本，自然不陌生。如此近距离地看，心潮起伏，就如同偶像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喜、惶恐也会一并而来。“荔子碑”高达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每行16个字，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苏轼的“荔子碑”成为文人士夫的宝爱，碑拓在市场流通，有一拓难求之势。徐霞客于1637年6月游历柳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此前，“荔子碑”从柳公祠中失踪，“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后来，“文革”危及“荔子碑”，文化人用灰浆涂抹掩盖，又一次幸免于难。碑的命运，也是人的命运。
也许，“荔子碑”在明代一段时间的遗失，引起人们的警惕，于是，开始仿刻“荔子碑”。柳公祠中就有清代仿刻的“荔子碑”，刻工也好，许多流布于市的拓片，就是这块碑石的翻版。
三
永州柳子庙中的“荔子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仿刻的。我看着四块青石连缀的“荔子碑”，与初刻的“荔子碑”比较，说不出明显的不同。亦然人格化的“荔子碑”，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存在了。不管古今，不论风雨，它的文章，它的字迹，深入人们的骨髓，幻化为持久的审美力量。
也是因为柳宗元的人格、文才、事功，北宋对柳宗元有了独有的尊崇。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开始在永州兴建柳子庙。北宋末年，宋徽宗追封他为“文惠侯”，这也是“柳侯”的缘起。明万历年间，永州司理刘可勤看到“荔子碑”的拓本，包浆温润，书香扑面，即令仿刻，立于柳子庙 。这是永州地方官第一次仿刻“荔子碑”。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写了《永州八记》，成为千古绝唱，还写了回答屈原《天问》的《天对》，提出“官为民役”，对永州后来的官员产生影响。清顺治十四年，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出俸银，翻修柳子庙，同时，再一次仿刻“荔子碑”，让永州人祭祀柳侯时齐声吟诵。到了清同治五年，先贤仿刻的“荔子碑”漫漶残损，无法赏观。时任永州知府的廷桂得到“荔子碑”清晰的碑拓，决定复刻。他研究了“荔子碑”的史料，为避免复刻的“荔子碑”折断或磨损，用四块青石仿刻，并嵌入墙内，让永州的“荔子碑”有一个安生立命的地方。时间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眼前的“荔子碑”字口清晰，撇捺传神，魅力无穷。
深爱“荔子碑”，在柳子庙与它面对面的时间有一点长。通读一过，感受到苏轼楷书的笔势欹倾、旷达沉逸，法度虽说谨严，宋人尚意书风的横溢神气一目了然。对韩愈《迎享送神诗》和苏轼的书法有了从生到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早就发现，苏轼书写韩愈诗作，有些微出入，比如“杂肴蔬兮进侯堂”，漏掉“蔬”字，而“侯乘驹兮入庙”，他却加上一个“白”字，“慰我民兮不嚬以笑”，写成了“不嚬兮以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写成了“秋与鹤飞”。这是苏轼的笔误吗？应该不是，他记忆力超强，何况又是书写自己敬仰的先贤。那是对韩愈诗文的加工吗？或许是，他“误书”后的文辞，不伤本义，也没有语病，多了绰绰韵致。看来才高八斗的人在什么时候炫技都有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