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作《树民》，作家安妮·普鲁“消失”了14年，史料研究和素材收集耗去数年，实际写作时间持续5年多，终于，她在80岁的年纪，出版了这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两个家族七代人经历的三个世纪。而她最初构想的小说体量，是目前的五倍。
作家的高龄，大部头的篇幅，都是围绕《树民》的话题。但让人错愕的是作者大胆地选择了一种古老的写作范式，这是一部 “不现代”甚至“前现代”的文本，小说叙事的时间感、速度感，以及强度，与当代时髦的写作范式背道而驰。这是一个更适合于“听”的故事，它创造的阅读体验，钩沉了人类童年时期部族篝火夜话的古老回忆，这种失落许久的“说书人”的艺术，在当下仍彰显了它的魅力。
小说开始于1693年，勒内·塞尔和夏尔·迪凯是两个一无所有的法国青年，他们作为佣工来到当时的“新法兰西”——后来的加拿大，他们被雇主带入黑暗广袤的森林。后来我们将发现，人类在这个故事里是脆弱的，命运之手翻云覆雨的拨弄下，成群的角色冲刺着奔向各自的终点，唯有森森林木生生不息。人攫取着森林，创造金钱帝国，而后资本吞噬了人，终于，庞大的财富帝国在一夕间崩塌，荒芜的土地上，残损的森林仍顽固地生长着。
金钱和人类之外，森林是《树民》里强悍的主角。在普鲁的笔下，森林是活着的实体，拥有鲜明的色彩、气息和节奏：“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在法国数百年间都未曾出现如此巨大的树，常青树比教堂还要高，繁茂的枝叶在头顶上空交嵌融合，形成一片虚假的天空。”“鲜艳夺目的枫树在黑色云杉旁闪耀，第一场冰暴在十月的晚上来袭，雪花在云杉针叶间嘶嘶作响，森林仿佛吸气般收缩起来。”“森林以它自己的方式吞噬着它的破坏者，依然带有活力的树根明目张胆地生长着，地平线上看起来总有越来越多的树。”
“写一本关于森林的书。” 普鲁的这个念头成形于30年前，她途经密歇根半岛一个荒废的小镇，那里只剩下一座邋遢的自动洗衣房伫立在人迹稀少的十字路口，在四周杂乱生长的灌木里，她看到一块纪念牌，上面说这个地区曾是世界上最繁盛的白松林产区。那一刻作家抬头四顾，看不到一棵白松。这让她想起童年阅读经历中难以忘怀和摆脱的文学形象——白人殖民者无休止地在葱葱郁郁的大地上攫取利润。把《树民》定义成一部环保主题的小说，是避重就轻了，作者有宏阔的书写野心和深切的忏悔，这是一则关于“北美与现代资本帝国”的寓言，切开北美不到300年的历史躯体的血管，里面流淌着触目惊心的黑色欲望，那是贪得无厌的饥渴，疯狂的浪费，以劫掠作为最大的动力，扫荡整个大洲。
普鲁四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其说是科学层面的，不如说症结在于文化层面。《树民》里含蓄却犀利写出，西方白人几个世纪来深信不疑的“文明的道路”，某种意义上是绝路。小说平行呈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北美大陆原生的“树的世界”，原住民米克马克人（印第安人）相信自己是从这片地方长出来的，就像树木从土壤中萌生。另一个世界是白人殖民者从欧洲带来的“钱的世界”，欧洲固化的阶层结构里一无所有的冒险家们，试图不择手段地白手起家，在新大陆建立财富和地位的秩序。
塞尔和迪凯在密林中走上命运分岔的小径。塞尔以为能用劳动换取安身之地，结果雇主为了私利而强迫他和一个米克马克妇人结婚。他的米克马克妻子试图把他带入“万物平等，树木是人”的世界，但是白人殖民者已经到来，神父取代了酋长，无法成为文明世界人上人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混血后代，在故土流离失所。迪凯孤注一掷地逃离雇主控制，在密林中侥幸存活，成为皮毛贩子，他以毛皮交易赚来的第一桶金作为原始资本，进入新兴的木材交易行业，其后他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在欧洲以新贵的财富博得老钱家族的青睐，娶到一位闺秀。他终于进入那个闪亮的世界，用金钱和名望维持家族纽带，血缘是无关紧要的。
白人殖民者闯入时，睿智的老酋长意识到“我们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然而事实是，一个世界不断地撕裂、摧毁着另一个。
塞尔的后人成为成千上万四处飘零的印第安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群，迪凯改名杜克，他的后人不断巩固着一个伐木垄断公司的财富。两个家族的后代偶然地发生无意识的交集，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迪凯唯一的亲生儿子对产业毫无兴趣，他在中年回到欧洲，抛下他和印第安女人的私生女。女孩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被爱的孩子，她是一个“欧洲文明人”心血来潮的失败作品，因为她没有变成“开化的野蛮人”。她忍受了被抛弃的孤独，在沮丧中寻找一个能帮她成为印第安人的男人。这个人是塞尔的后代。
普鲁在描写“树的世界”和“钱的世界”时，笔触是不同的。她以毫无掩饰的柔软的悲情，书写印第安人随波逐流的悲歌。空有狩猎的才能而无用武之地的印第安少年成为被遗忘、被毁灭的边缘人，他在绝望中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对他说出：“我不是任何一类人，我哪里都不属于，没有适合我的地方。”儿孙满堂的老酋长痛苦于白人摧毁了他早年遗失的儿子以及更多的印第安年轻人：“枫树和山毛榉会掉下它们的叶子，直到闪烁光芒的新叶再次张开。而他，不再有任何一片。”一代又一代的印第安人不再狩猎，他们被迫进入“工作换酬劳”的资本系统，意志茫然地被夹在白人的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一知半解且行将消失的文化之间。
而到了“杜克商业帝国”相关的章节里，作者用几乎是黑色喜剧的口吻，讲述这个家族的子弟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死于非命。迪凯的敛财大业未成而死于仇家手刃；他从街头千挑万选后培养起来的继承人，死于一枚钉子引发的破伤风；他的子侄们集体死于一场豪华家宴上的意外火灾；硕果仅存的男性继承人死于极寒霜冻中……男人死绝后，比男人更强悍的拉维尼亚重新拉扯家业，而这位搞得定媒体、法院和私家侦探的铁娘子，却搞不定心脏病的突击。没有阴谋，只是接二连三的意外，仿佛命运的嘲笑，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了，钱倒是如岩层般地累积着。资本的驱动能量是如此惊人，以至于火车、汽车和电报这些技术进展，以及南北之间的内战，都是资本化学反应需要的催化剂。最初是人占有财富，最后，是金钱占有了人。
商业资本的堡垒总是从内部崩塌。杜克公司的子弟里出现了一个“自甘堕落”的浪荡儿，公然地挑战家族信念：“企业家精神散发着18世纪的臭味。”他毕生游荡，所有的兴趣在于找到“野生森林的核心力量，那至关重要的生命力”。《树民》的吸引力也在这里，普鲁不是吁求“尊重文化多样化”或“多种树、少剥削”的口号式作者，在她的去尽雕饰的文体中，在成群结队冲向终点的人物和故事里，写作者创造了那种“至关重要的生命力”——人类在现实中的力量捉襟见肘，然而靠着“说书人”的讲述，重建和救赎一个世界都是可能的。
图片来源：cplong、《树民》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