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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引言“等韵规律”以方便读者：“简述命题如此：二等字可能腭化，一等字不可能腭化（普遍规律）；‘恪’是一等字（特殊陈述）；‘恪’不可能读què（结论）。”
一等字不可能腭化吗?
这节轮到普遍规律。本着“历史不应割断，现实理当正视”的想法，前部选摘有关古音一等二等区别性特征之简述，中叙古今关联，后部抽样察看今音一等腭化之状况。
一等与二等关键区别何在？
自我少年以来所闻所读，对划等向来有分歧。撇开“重纽”，区分一等和二等是个争论热点。而对介音之争，或许可说是个“烫点”，续篇拟设专节探讨。以下讨论针对专家所告占上风的观点：一等二等的关键区别在于“（腭）介音”（以下依常例省“腭”字），“一等字不可能腭化”是因一等没有介音，而“二等字可能腭化”是因二等有介音。
尚在候荐正式刊发的直接表述，下分几步，摘录少量相关论述。因知涉题复杂，尽可能择取简明扼要的引文，只是为往下写和往下读搭个临时便桥。
对一等，我选Jacques, Guillaume （向柏霖）的讲义“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音韵学入门》Leiden2006；汉译经原作者过目）。汉译标题“入门”是作者本人建议用词，而入门性课程大多从普遍接受的观点开讲。
Jacques2006：各种古音重构一致的是一等没有-w-以外的介音，也没有前元音。
[w]不是腭介音，表过不提。据此摘言，一等无介音是“一致”看法。对二等，近闻“有介音”渐成“共识”，丁声树李荣所编讲义和黄笑山一篇文章分别受推荐。
丁声树李荣1981：在普通话里，二等韵母除见系开口外全是洪音，例如“排抄山插班关棒桌”。二等见系开口字大多数变细音，例如‘家牙解鞋眼江硬咸’。这和一等今全读洪音是不同的。
上摘文字应出自丁声树，长者谨慎，讲义不言定义，仅以例字为解。“二等见系开口”的“细音”字，若用汉语拼音，韵母都有个韵头（i），研究者也称介音。对比上节所摘同书一等“洪音”字“歌高”等，则没有韵头。 品味备课风格，再点细微二处：限制词“大多数”预防一概而论，“变”提示并非固定。“变”有时序，下摘道“古”。
黄笑山《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一些学者指出，二等韵的介音到中古时确实并没有简单地消失，而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二等韵里。[按：例证从略。]……假设二等韵有介音，可以利用介音系统来分别一些韵系，所以，可以用较少的元音来构拟有二等介音的《切韵》系统……
黄文旨在论证二等有介音，但在结尾处留了余地。我欣赏作者点明如此意识：“二等有介音”是“假设”，考虑经济原则，是构拟《切韵》音系“可以利用”的一种方案。
对二等介音包括是有是无，自始至今异议层出。我有言在先拘足门边，慎于代庖归纳，谨从业内荐读论述略摘数言，以方便普通读者。
“等”“介音”与现代汉语方言有何关系？
继上文，仍引两份被荐章文，先看二等、介音与现代汉语方言。
黄笑山2002提到，重构中古汉语的先驱Karlgren（高本汉）最初提出“二等有介音”，后又自行放弃。为什么？是“由于当时考察的方言里二等韵几乎都不带介音”。而如今“一些学者”重提“有”的观点，则是因为“近十几年来，随着对汉语方言的广泛调查和对古音认识的不断深入”，见到“某些方言二等韵字至今保留某种介音形式”。
读来，考察现代“某些方言”有无“某种介音形式”，是推测古音某“等”有无介音所据之一。确实，据音韵学通识，推测古音之“等”需要考察现代语音。
丁声树李荣1981：无论哪一等的特点，都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就古代声母和韵母配合上看，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汉语反映上看。
丁声树李荣1981是为方言调查培训班而编，“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对现代汉语第一层次的方言大区，有新旧两说。传统的“七大方言”或“八大方言”有官话、吴语、粤语、闽语（曾分闽南闽北）、湘语、赣语和客家话，后起的“十大方言”新增晋语、徽语和平话（《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和1991）。被选为“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现代北京话，属于官话，也称北方话。
现在来说本节焦点：一等与腭化。腭化是演变，是过程，既然关键在介音，问题就转到现代方言与一等介音。联想对二等有无介音的认识过程，那么，对一等与介音这个问题，是否也该进行更广泛细致的方言调查，以求“认识的不断深入”？
全面普查细梳汉语方言，需组织力量筹划步骤。为探“可能”，我随机抽读已刊记录，看看一等可否带介音、有无系统、分布与趋势如何……
现代汉语方言有无一等介音的语料？
我先着眼北方，粗粗浏览易寻资料，晋语和官话不少地点成批一等字产生介音。我又速速扫视其他区域，一等介音并非零散现象。相反，十大方言都存在“某种介音形式”，而且不乏有“系统”者。例证不胜枚举，仅示数“斑”于下。
晋语
史艳锋《汉语开口一等字中的j介音考察——以孟州方言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报告：“晋语区的孟州
同文指出腭化趋向：声母[k/k'/x]等与带介音的韵母相拼时“稍向前腭化一些”。不过，“到目前为止一等见系字子变音声母还没有腭化……”。
该调查分别取样不同年龄段人群，察视介音产生过程。研究推测，韵尾起了对介音的异化作用，加速转变；一等韵混入开口二等韵，承继介音；一等韵中出现新一轮介音的演变链条。读来，该方言的腭化过程似为整批渐变。
官话
邢向东、黄珊《中古精组来母合口一等字在关中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2009.1，略副标题）观察山西境内“中原官话关中片和部分秦陇片……选取20多个方言点”，列举一等字介音前化为[y]和声母舌面化的程度及分布，并指出“其他北方方言也存在与关中类似的音变。”
史艳锋2013提到，各地一等字介音现象正在增加。言及地名不止25个，涉及多省。不计未刊，所列自1982年后发表的相关论文不下15份。
一时难找那些报告，先按列出地名速查所属方言，有官话，有晋语，还有些尚存争议。官话和晋语内多个大分片都有介音记录，比如官话就有中原、西北、齐鲁、江淮等（分区名称大多依所查资料，原用词可能系统不一）。中原“雅音”在历史上一向占强势，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晋语较接近古音，而众所周知现普通话“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
该文末列举陆续“明确报道”一等介音之文，按惯例只写作者和年份，因参考文献内无相应条目，我一眼看不出是哪些地方哪些方言。仅据若干作者名初步估测，域跨黄河长江，语不限官话晋语，至少还有赣语，也许更多。
赣语
据史艳锋2013内“熊正辉1982”，估测有关赣语。同文转述万波《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论及赣语流摄、臻摄、曾摄开口一等韵[i]介音。
我又据“夏剑钦1982”找到作者，承其赐阅《中古开口一等韵字在浏阳方言有[i]音》（《中国语文》1982.6）。浏阳境内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交错。请教作者，所论是赣语。
夏剑钦1982：流、曾、臻三摄的开口一等字在湖南浏阳方言中比较普遍地有[i]音。……流摄开口一等侯韵字，浏阳方言除了剖、耨、嗽、蔻四字口语不用，母、拇、戊三字韵母是[-u]，叟字韵母是[-au]以外，其他字一律有[i]介音。曾摄开口一等登德二韵除声母分别是帮、滂、并、明的“崩、北、朋、墨、默”五字以外，其他各字的韵母也都有[i]介音。臻摄开口一等痕韵的字则无一例外地有[i]介音。
夏文不少例字声母为硬腭（塞）擦音。“克”“刻”二字记音有介音[i]，其前有个送气硬腭塞音。
文末“编者附注”写道：“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年）352-370页关于浏阳方言的记录也提到这个问题，可以参看。”据此，明文报告一等介音的年份可上推。我特别赞赏该刊此举，针对同一专题比较同一方言不同时段的调查，非常有意义。
蒙夏剑钦拨冗，专用浏阳南乡话为我读了一批例字。辨听录音，存在腭化。
夏剑钦特意追加解释：“南乡话是赣方言”。见我感兴趣，又见示他的另一专著，主要发音人说浏阳城关话，也是赣语，也有一等介音。
吴语
汪平《吴江市方言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流摄一等今带[i]介音，与三等同音，都是齐齿呼的[iəu]。如：头[dieu] 走[tsieu] 手[sieu] 狗[kieu] [按：原文e倒写。]
至此已见约半数方言一等有介音，我忍不住移目别种方言。
徽语
徽语归属有争议。据李如龙（《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徽语应与吴语、闽语同源，亦受赣语影响。
陈瑶《流摄一三等韵在徽州方言中的分合研究》（《中国方言学报》2014.4）：在徽州方言中，流摄一等字在有些点带上了i-介音,而三等字在有些点却又丢失了i-介音,致使一等的侯韵字和三等的尤韵字在徽州方言中出现了不完全合流的情形。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平话所属尚无定论。据詹伯慧《广西平话刍议》（《语文研究》2001.2），广西平话“都宜归属粤方言系列，不宜独立成为汉语方言分区中第一层次的一个大方言区”。王振宇《邵阳县平话的音韵特点》（《人间自然论丛》日本中央大学2015）提到有研究显示，某些平话分片与“类属不明的‘湘南土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鲍厚星2002、2004，詹伯慧2007）”。
湖南邵阳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武邵小片，王振宇2014年在该地调查到一种“平话”，观其制表例字，蟹摄开口一等字“带”为[tie]“来”为[nie]。
客家、湘语和湖南境内西南官话（兼及别处方言）的“一等i介音”
陈寅恪是客家人，宗籍江西，但生于湖南。据其女陈美延，父亲叔伯用“湖南官话”聊天。读刘宝俊《论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等i介音”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1*），“客”“赣”“湘”和“西南官话”都有一等介音。
刘宝俊1993：“一等i介音”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据目前所发现的材料观察，主要发生在长江以南赣、客、湘、吴方言区。[按：就主要方言区而言，赣、客、湘占四分之三。]
同文文首除吴语赣语一串地点，列举江西、四川和香港的四处“客家方言”，湖南六处“湘方言”和省内“部分西南官话”（另皖南三处、湖北一处、山西三处、甘肃一处）。并且概括：“在赣、客方言中，‘一等i介音’现象有严整的规律性、一致性。”
闽语和粤语
据刘宝俊1993：“闽、粤方言除个别零星的例子外，尚未发现系统的‘一等i介音’现象。”而据较新研究，至少闽语已“发现系统”。
吴瑞文《蟹摄开口一等在原始闽语中的层次分析及相关问题》（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10, 2017) 指出，蟹摄一等“来裁菜”在闽语区次方言“崇安读音为带介音的-ie……应当尽量提出常见的音韵变迁来描写”。“崇安韵母发生了音节成分换位(metathesis)现象：*Ei > iE > ie ……从崇安方言来看，发生这一变化的包括蟹摄一等”和其他等摄的“同源词例，显然是有系统、有规律的正常演变。”
倘若平话归粤语，或细考徽语闽语之联，介音分布图可能会起相应变化。
官话一等介音及腭化的早期记录
折回北方，聚焦官话，看更早。据邢向东黄珊2009转述白涤洲生前所录，关中方言介音[u]变[y]，辅音[z/c/s]变[j/q/x]（替换为汉语拼音，保留方括号）。白涤洲逝世于1934年，一般认为他在1933年调查关中方言（父亲沈仲章与白同为北大语音实验室助教，也提过此事）。按常理，在采录时，这类现象应已存在至少十年。大致估算，到现在约有百年。
第三节小议
眼前有几个现象，可能相关（仅为相关）。一二为个例溯史，三四乃周围现状。
现象一：现代北京话“恪”读què曾较通行，从1912年词典“读如却”到1965年学术性文章留录，跨时五十多年。现象二：不少明清韵书“恪”读“却”，有的注“今通呼”，有的不收“克”读，距今五百余年。现象三：汉语十大方言区内都见一等有介音，有的已或正发生腭化，不少有系统。现象四：关注圈缩小到北京话所属官话，自1933年至今用现代调查手段，已测得多个分片一等字有介音、腭化或腭化趋向。
针对现象四，回顾上文提及官话分区（非严格定义，指大致地区，暂略西南）。
江淮：明代该地人记“恪”字“旧音”读“渴”，“今通呼”为“却”（见第一节）。某地人编书采音并不一定限于本乡方言，而江淮金陵地位特殊。据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切韵》编者近半数生长于江淮金陵，所录之音是传承几百年的“洛阳旧音”复合体。据邵荣芬《切韵音系》：“《切韵》音系……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切韵音系》”，词条撰者陈鑫海、施向东，学科主编刘丹青，《今日语言学》“大百科词条
仅提明代几点史实供参考：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是朱棣出生和幼时受教育之地。（师承对认何音为“正”很重要，陈寅恪在《从史实论切韵》反复提及。我也观测到前辈包括我父亲和伯父晚年还记得老家私塾所教之音。）永乐迁都，大量移民北上，超过北平原有人口。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葛剑雄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李晓杰见示）列表，北京城移民的“主要迁出地”有二，来自南京的共计87.5万，而来自内蒙和东北的才0.2万。
鲁国尧、张卫东等一批语言学家主张，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反对者如麦耘和朱晓农指出，“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曽晓渝通过七种对音材料音系特点的考察比较，论证“明代南京官话具有权威通用性”，“是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融合”，是含“弹性”的“观念上的‘正音’”（《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语言科学》2016.2）。封传兵提到，南京话“充当官话的标准音可能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时地位》，《中南大学学报》2014.4）。
中原：上文摘言已提南京音与中原音有关。另有学者认为，现北京话也即“元代以后流行于大都一带的共同语音，实在就是从中原一带流传过来”，“共同语的语音代表由洛阳一带移到北京，语音本身的变动不大。”（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转引自耿振生《<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与移民及方言接触问题》，《语苑掇英·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
田野调查显示，河南不少次方言有介音，其中开封话的演变记录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史艳锋2013对比两份报告后指出：“开封话中一等韵i介音的出现是近40年的变化”。这一比较的意义在于“逮”着了变化。
也提几点史实供参考：开封是北宋京城，五代的梁、晋、汉、周也在那里建都。一般推测《韵镜》作于五代，现存本刊于宋代。明太祖在南京之外另设的“北京”是开封。虽尚未见官方大批移民记载，不知有否细致研究，老“北京”的官员、幕僚、绅士、专业户及家属随从等，陆续有多少搬到新北京或附近？这些与都城共生者对语言又起何作用？
西北：据曹树基1997，顺天府、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和永平府接受了一百多万移民，山西被列为“主要迁出地”。现山西境内与周边的官话和晋语，多处报告有介音。
齐鲁：据俞敏（《中州音韵保存在山东海边上》1987），高密话比北京话更近大都音。
郑张尚芳也提到上述地区“官话”与北京话的混合：“朱元璋灭元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开封，然后由山西、山东、河北、云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杂处，北京话已不是元代大都话，应是带河北味的中原官话。官场办公的官话应是河南式的，但明代大官多来自江淮官话区，可能还有南京话的影响。朱棣移都北京也会提高北京官话的地位，但官话标准真向北京转移，还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当官的逐渐向清朝皇帝的话看齐了。”（《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访音韵学家郑张尚芳》2006.12.6新浪直播，转引自人民网2006.12.26文本；摘段若干细部与我所见史学研究不一致，但“四方移民杂处”与上文拙议相合。）
承朱晓农相告：“北京话作为标准音，1850-60年间还未被艾约瑟（Edikins）认识到（据Colloquial Chinese叙述语气）……清末民初北京的宦官读书人家依旧视北京口语为‘老妈子的话’。中国文化界认识到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标志，是1923年赵元任为商务灌的唱片《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为标志，官方认定则是193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确定北京音为国语读音标准。”
以上“掠影”引发随想：有如此历时共时大环境，现代北京话难道绝对自成一“岛”，等律森严，连一个一等字都“不可能腭化”？其实，现象一就是在北京百年内的腭化明证。顺此起念：曾否有人跟踪记录北京话“恪”读què的兴衰史？该特例单看孤零零，但参比大片成批材料，有否特殊价值？会否可能（仅是可能）某种个别突变？比如演变中的萌芽、活化石或其他？若不被统读中止，其自身前景及连带反应又可能如何？
须申明，我之探询远远未达可提假设的阶段。上文括号注“仅是可能”“仅为相关”，皆强调非必然因果。叹纵向特例被截，而横向入微详查相关方言，及联脉纵横划分泾渭……则远逾数人之力数年之功。呼应首节小议，“浅滩”虽稍外延，然通篇至此仍不过是寻痕觅迹。愧我力甚弱，虑踪影将消，愿为续勘“可能”者留插路标。
换个层面，等韵仍处假设阶段。面对成批反例，“一等字”和“不可能腭化”是否必然因果？呼应次节小议，再思规律与证据，也许更该思考规律的定义意义究竟是什么？
尾声 ：“黑天鹅”是个麻烦吗？
似乎，陈寅恪的“què”对“等韵规律”是个麻烦，可谓“黑天鹅”。
大凡解说科学理论的falsifiability（可证伪性），常提“黑天鹅效应”，即只要观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否定“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据Karl Popper（卡尔·波普尔，1902-1994），不可证伪的科学理论是伪科学。
依我愚见，“黑天鹅”有益科学发展，陈寅恪的“què”有益音韵学进步。
本篇第一节验证“等韵规律”的结论。观测两条“恪”读“却”轨迹，即四代直系传承、社会上生命力仍强的活语料和五百多年的纸面明确记载，尤重与陈家祖上同时及稍前的“通读”。无须讳言，“‘恪’不可能读què”有悖事实，不能成立。
第二节借鉴有关划等及等类并跨的已刊研究，提出候选方案，修改特殊陈述“‘恪’是一等字”，以维护整个命题。然每一方案都有尚需解决之点，我暂止设想。
第三节复核普遍规律“二等字可能腭化，一等字不可能腭化”，转向关键问题“介音与腭化”。经抽样察看现状，十大方言都有一等介音或腭化现象。成批语料并不罕见，有的显现“严整的规律性、一致性”……溯源疏流是个大工程，而对北京地区语言发展的原潜在趋势，得看统读前后有否详录，可供有心者耙梳。
在同一框架内修补“等韵规律”，我力有限，然盼亦有其用。
若把“恪”读què比作检测等韵的观察口，我之所窥既浅又窄，却岂料层圈递进，原拙稿大大超长。现截前半部为上篇，提些“可能”以求教。后半部拟作续篇，稍挪视角，略探等韵的起源、等韵与介音、等韵与韵图、等韵与韵书、等韵与通语、等韵与范式、等韵与通假等小题，并引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简释少年已接触“等”的我（父亲沈仲章记忆力超常，早年曾帮罗常培翻译高本汉著述，晚年向我简介），为何不想拘方，而愿保留广开思路的自由。
赵元任回忆：“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李绮年见示）。谨遵先贤诫言，本篇和续篇都不急着下结论，而只是提出些问题以供思索。
本篇最初因读者提问而起，其后时时被问或我问人，步步皆促思考，文内处处可见。各阶段草稿又蒙多位学者包括研究方言、音韵、专攻等韵的行家预览，除了具体议题，对总体视域可拓展深化之处，亦多获教益，在此分享数则。
汤志祥指出：“‘恪’文所牵涉的面的确很广。一是现代汉语音规范问题，二是音韵学问题，三是方言学的问题，四是辞书编撰学问题。”
于建松指点：“自中古至现代，历一千余年，‘恪’的读音变化有种种可能。铎、药两韵，中古有开有合。韵图列内转开者，如今普通话多有u介音。各（ge）恪（ke）等字，方言亦多有读合口者。u有进一步前化的可能，恪（>kuo>ke）、恪（>kuo>que）或是两条演变路径。”（参见引言“开口合口”及摘郑张尚芳2019“合口的què”。）并另为“恪”字的跨等可能，指了一条线索。
潘悟云指教：“恪”字在《说文》《广韵》《集韵》《类篇》和《分韵撮要》中，“只有《分韵撮要》明确读‘角’韵，读作‘确’……《分韵撮要》估计不会是乱读的，有方言读音的根据……汉语中会有一种一等读入二等现象”，并赠其大作（已补入第二节）。
钻研西方古典语言的学者指引：亦可另向思量“方言折合”是对是错。打开荐读之文John Chadwick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ek Language”（约翰·查德威克《希腊语史前史》,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跃入眼帘有这么一句：“古方言任何共有特征都有可能是源自融合而非承自共同祖先”。
熟悉科学哲学的学者指导：“物理学等学科根据essential数据归纳规律，可略去non-essential现象。对语言学来说，什么算essential是个问题。各大方言都有一等介音，就不能说是non-essential。”(语者要求保留essential/non-essential，释在此语境为“决定性/非决定性”。）
亦有二三预览者劝我暂敛视线，否则涉题无止境，诺之。
回归本题“恪”与“等韵”。我觉得在事实面前，研究者的志趣已无必要再滞留于争执“恪”能不能读què，质疑陈寅恪和其书香祖上怎么会“错”，倒是很有必要搜集并对比有时间性的语料，检测虽占强势、仍存争议、尚待验证的“等韵”假设能不能提供有效工具，以利解释“恪”读què及相关之题。
转身说自己，通过初探“恪”音古今，我加强了这个意识：历时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共时性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共时性描述，历时性描述是难以进行的。叹我因身负重托，眼下以代父辈录往事为正业，凡涉语言学之议，皆自律止于提示而免深究。唯望可助有志者不断求索，后出转精。
陈寅恪的“què”对等韵是一个挑战，而挑战当促进学术研究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