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脱口秀大会后，我特别欣赏李雪琴、杨笠，喜欢她们并不是蹭流行文化的流量，而是我觉得她们的思考里有一个强大的内核，敢于发出自己的疑问，不怕大众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中国当代女作家没想明白，就糊里糊涂地写，看到什么写什么，反而缺了对社会议题的捕捉洞悉。”前不久，学者张莉出版了新著《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与作家周晓枫、马小淘、评论家岳雯、何英围谈时，这群女性写作者的话题焦点，仍是女性写作。
在批评家张莉看来，她喜欢李雪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位90后女生的“段子”里有着和中国普通大众女性的共情和互动，用一种“受过忧郁症的女性视角，所谓弱者的语言，来展现女性的强韧”，尽管北大学历给她增添了精英光环，但她的经历能够与大多数底层青年女性共鸣。“我不能肯定中国当代女性写作里，是否很快有李雪琴或杨笠这样的人出现，但我对此永远抱有一个期望。”她犀利指出，当下的女性写作存在的不足是，并没有满足读者对新的女性形象和生存境况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个脱节。整个社会的话语方式发生了一些隐秘而深刻的变化，但相应的作品在哪？”
张莉把目光投向百年前的文学现场，重绘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图谱。1898至1925年间，和当时大多数女性一样，陈衡哲、冰心等经历了不缠足、兴女学、剪发和新式学校生活，由闺中女儿成长为女学生，最终，她们脱颖而出，找到了那张“安静写作的书桌”，成为女作家。《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正是以这批“女学生”为主要对象，重点关注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回溯现代重要女作家的文学道路及文学作品，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尝试。
“她的研究一直在感性和理性、知性和智性，包括史料和个人感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以及自己表达的使命，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特别重要，它不是自以为是、高屋建瓴去表达一些观点而没有事实的依托。”周晓枫关注到，近几年张莉出版的系列女性文选和性别观调查报告，是对女性文学、女性经验、女性立场的覆盖面很大、数据库式的呈现，从中读者会看到很多作家的表达特别不一样，比如有的是锋芒毕露的，可能带有颠覆性和破坏性，有的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对女性经验的女性文学的表达采取退缩的，甚至是闪避的。
而在何英看来，女性写作者自有一些隐秘的优势，尤其是写自己、写家族、写亲历事情的时候，“那种有如肌肤般的感觉是男作家达不到的。当年詹姆斯对简·奥斯汀等女作家的批评毫不留情，在男作家看来奥斯汀的写作就像窗口两只唧唧喳喳的小鸟，他认为女作家特别善于抓事物的表面，好像没有精神深度。但实际上我不赞同，这句话反过来可以理解为，女性作家至少可以写好故事，对故事天生敏感，对人物的命运产生共情的程度更深。”
1919年，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书中写道，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日益壮大的女学生群体也渐渐成为妇女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来只能在家中生活的良家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由此，中国女性生活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
岳雯介绍，1989年，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著，它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现代著名女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同时，开启了追溯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道路。
作为后辈学者，张莉深受此书影响，她的博士论文专著首次出版时的书名叫做《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恰是一种致敬。
“清华读研时，看到那本书以后非常激动，它一直在我的枕头边，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她们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在她们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第一代女大学生。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张莉发现，慢慢进入研究领域的时候，会体会到那些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我当时写的时候希望能够写出那一代属于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而这也是她作为批评家对文学界的期待——当全世界的写作浮现出一种难以避免的同质化、当人们的日常经验变得雷同可复制时，这愈发考验作家能否写出异质性的东西，打开读者对世界的另一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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